無定向風

與其說新鮮出爐的《 Super Freakonomics》是經濟學的大眾普及讀物，倒不如說這是本通俗的經濟學方法論。換言之，芝加哥大學經濟學教授 Steven Levitt（ 1967-）跟《紐約時報雜誌》前編輯 Stephen Dubner（ 1963-）乘勝追擊——四年前他們合著的《 Freakonomics》賣了超過四百萬本——的添食之作，不會教曉你多少經濟學概念，他們列舉的案例卻可以讓讀者淺嘗經濟學家探索經濟現象之道。個人信譽保證，開卷有益。

說到經濟學家，這個「家」字總是教我看得不舒服。成一家之言，談何容易？ Levitt無疑拿了這個那個獎，鄙人孤陋寡聞，不知道他可有什麼獨得之見。不以「家」相稱，改口叫他們為「經濟學工作者」嗎？則又不難令這些經世濟國之士跟另一些「工作者」混淆起來，那又似乎不大說得過去。
一言以蔽之， economist這個名詞不好翻譯，像凱恩斯（ 1883-1946）說的，望且望有朝一日他們的工作性質會廣為人知，普通得跟牙醫無異，那麼便無須再為其稱號頭痛了。

亂中求序　序在供求

話說回來，此書說的方法論就是在現實生活中，亂中求序。就以他們深入討論的芝加哥性服務業來說吧，兩位作者詳為比較這個行業的古今運作模式、性工作者的收入多寡——一個世紀前，高級性工作者的收入每年高達兩萬多美元，約相當於現今的四十三萬美元，也就是十個四口之家的稅前中位數入息。現今芝加哥的性服務業則數據繁亂，因應不同時段、地區、戶內戶外、使用安全套與否、「全套」抑或「特別」服務等各有不同的收費；然而一切可又服膺簡單的供求規律。

有關性服務業的資料不是像通脹、失業率、經濟增長率等統計數字那樣有現成官方提供的數據，要探索這個行業的運作，捨親身觀察、作問卷調查或向性工作者作第一手訪問之外，可以說沒有別的辦法。不管這樣的實證研究如何貼身到肉，讀者諸君從中又可以學到多少經濟學概念？

經濟學常識而已

誠然，像兩個作者說的，一個世紀前性服務市場未開放，以性工作為職業的人不多；加以社交風氣遠不如今天般隨便（性工作者的競爭少），賣家由是有條件吊高來賣，提高收入。可是這樣的道理常識而已，何須經濟學家煞有介事的解說分析？

姑勿論如何，此書對性服務業的系統性分析，倒又真的教鄙人大開眼界。當中對一位高檔次性工作者的第一手訪問更是引人入勝，尤其出人意表的，是其經濟轉型的經驗。這位名叫 Allie的性工作者得恩客介紹，看過《 Freakonomics》一書，覺得書中說的經濟學概念活潑有趣，於是毛遂自薦，向兩個作者剖白自己的入行經過及工作經驗，好證明這亦是一門正常的經濟活動。

她出身虔誠的浸信會教徒家庭，參軍七年，在行伍中學曉了編寫電腦程式，是個專業人士。退役後她結過兩次婚，可惜皆以離婚告終。工餘百無聊賴，出於好奇貪玩，她參加了網上社交活動，如此這般她便入了行。她既非為生活所迫而賣肉，亦不是給父母賣落火坑。在她而言，加入性服務業純粹是提高收入的職業選擇。

經濟學無師自通

入行的原因雖不曲折，她的經營可異於尋常。她是個個體戶，沒有經理人；從約會時間到錢銀交易自己一腳踢。單打獨鬥，起初她完全不曉得行規，甚至取價多少、該在什麼地點接客、提供什麼服務，完全一竅不通。可是她出路遇貴人，第一個顧客看得出她是新入行，耐心引導、啟其茅塞，故此 Allie是個的而且確「在職訓練」的個案。

有了這個好的開始，她無師自通，既掌握了需求第一定律——價格上升而需求量下滑——進而一再靈活地作其「價格歧視」——熟客獲厚待可以跟舊價，新客受歧視要多付 ——那非但逐步提升收入，更讓她可以少做功夫。

Allie掌握的經濟學知識可又不止於無師自通的這兩道板斧而已。她深知跟職業運動員一樣，性服務的職業壽命奇短；故此她老早已作了自我投資的打算——積極儲蓄，以便重返校園裝備自己，好作其個人的經濟轉型。如何轉法？她到大學報讀……在此且賣個關子，要知道 Allie選修什麼科目，則還請讀者諸君拿原著來一讀。（要賣這個關子，大家不難想像她選讀什麼科目吧？這是否個明智的選擇則另議。）

往統計數字堆裡鑽

Allie的經歷當然不是什麼石破天驚的發現。依我看，她的故事比芝加哥性服務的行業更讓人看得津津有味，因為那是她有血有肉的第一身經驗——她沒有被虐待過，也無須交保護費；而她發覺顧客需求的並非床笫間的服務而是追求熱戀的羅曼蒂克。

要是這當中有什麼發人深省之處，那就是第一身的實證研究比閉起眼睛往統計數字堆裡鑽來得有趣。不過像 Allie般的真人演繹可遇而不可求，故此書中列舉的案例絕大多數還是拿統計數字「跑回歸」（ running regression）。鄙人無意低貶統計數字的效用，可是社會現象終究有別於自然現象，單憑數字又焉能實牙實齒毫不含混地說清楚事物的因果本末？
就以電視對社會引發的影響而言，書中舉出了兩個驟眼看來令人難以置信的現象。在印度，電視引發的效果之一，是降低婦女的生育率。在美國，則導致罪案激增。有這般推論，主要是歸納統計數字之功。美國和印度都是幅員廣闊的大國，電視廣播不是像香港這個彈丸之地那樣，一啟播便覆蓋全國。這麼一來社會學家便可以像在實驗室裡做實驗那樣，細為分析有電視廣播和沒有廣播的地方的各種數據，跑其回歸了。

在印度，電視廣播跟出生率下滑扯上了，那是因為電視劇集提高女權抑或娛樂活動的選擇多了，降低受孕的機會？對這個問題，統計數字說不出道理。在美國，統計上電視廣播儘管跟罪案關係明確，到底是什麼原因令一個地方不太平起來依舊是個懸案。

即使不是拿統計數字「跑回歸」，而是像新興的「實驗經濟學」（ experimental economics）那樣，老翻物理或化學的辦法在實驗室做研究，其結果亦作不得準。書中引述另一位芝加哥大學的經濟學教授 John List（ 1968-）有關捐款的研究顯示，不管實驗設計得如何巧妙，一旦參與實驗的人知道自己只是一群白老鼠，他們的行為取態便跟實際的生活大有不同了——做實驗比回復真我來得慷慨。

由是之故，無論某些學者專家如何一本正經地對?電視鏡頭說：民意調查顯示過去一個月特首的支持度上升了零點五個百分點，因為這個那個措施為市民受落。聽到這些說法，我往往自言自語： really？

掌握思考的辦法

雖然這本新書沒有提供多少經濟學概念，在書的前言，兩位作者開宗明義，道出了經濟學最大的道理（這是鄙人的說法，讓他們來說，那是宇宙間最勁的道理之一）。這個道理是什麼？一、人皆為利誘，趨吉而避凶（ people respond to incentives）；二、趨避之法可不易捉摸、無從預測，故此「始料不及定律」（ The law of unintended consequences）是宇宙間最強勁的定律之一。若然如此，閉起眼睛往統計數字堆「跑回歸」，又豈非枉費心機？

是的，「跑回歸」作不得準。重要的是掌握思考問題的方法。香港人的說法是行運醫生醫尾症，何以大國手的病人，其死亡率卻較一般的大夫高？何以出色的運動健將大都在年頭出生？自殺式恐怖分子為什麼該買壽險？九一一恐怖襲擊何以令全球平均氣溫提升華氏兩度——即是倍於一百年來氣溫的累積升幅？這本書為這些問題提供了答案。大家不必認真看待這些答案，只要掌握經濟學家們思考問題的方法，那麼便不用擔心會給「始料不及定律」殺個措手不及了。

轉載: 第 1034 期 香港壹週刊

無定向風

一八四七年，維也納綜合醫院產科的產婦死亡率由十分之一激升至六分一，而嬰兒的夭折率亦高達 9.9%。這個事情引起沈邈維思（ Ignatz Semmelweis 1818-1865）醫生的注意，與此同時他又察覺由助產士接生，嬰兒的夭折率較由婦科醫生接生低得多，平均只有 3.9%。這個現象有乖常理，發生了什麼事情？

幾經查證，沈大夫發現十九世紀中葉的奧地利，無論是醫科學生或大國手都很有鑽研精神，不時剖屍作研究。好些婦科醫生剛剛剖過屍，雙手還是血淋淋的便跑去替產婦接生。助產士不做科研解剖，將死屍上的細菌感染產婦及嬰兒的機會由是大降。

婦嬰救星命斷囚室

有這個想法，沈大夫要求婦產科的醫護人員都得用稀釋的漂白水消毒雙手才去接生。結果？產婦的死亡率大幅下降至 1%（在美國，現今每十萬名產婦有十一名死亡，香港比美國「先進」，只是十萬分之五，中國則為十萬分之四十五）。活命救人，沈大夫理應被推許為婦嬰救星吧？

不幸，沈大夫宣揚推廣消毒之道至迹近狂熱，不管什麼場合都一副董太口脗，以致家人及同事都以為他瘋了，合力誘騙他進瘋人院，及至他察覺是什麼的一回事而試圖逃走。一輪掙扎，瘋人院警護痛毆他一番，制服他後給他套上緊身衣，淋以冷水，隔離禁錮。兩個星期後沈大夫獨個兒在囚室逝世，他的屍體滿布傷痕壞疽。那時他是四十七歲。

沈大夫的悲慘故事跟經濟學有什麼關係？表面看一點關係也沒有，可是看過新鮮出爐、一頁頁盡是出人意表的經濟現象的《 Super Freakonomics》，最是感動我的是這個故事。掩卷沉思，為什麼我對這個故事如斯代入？非但我代入其中，這本書的兩位作者同樣對沈大夫的遭遇感同身受。

硬闖環保一關

這般說法有點不可思議。四年前，芝加哥大學經濟學教授 Steven Levitt及《紐約時報雜誌》的編輯 Stephen Dubner初度合作，寫了《 Freakonomics》。這本書一出版即賣個滿堂紅，長期高踞暢銷書榜首。他們用街頭毒販的利潤、日本摔角手造馬等故事說經濟學道理大為讀者受落；更廣為經濟學行家模仿，一時間以生活題材刻畫經濟學理論的讀物如雨後春筍般登場。名成而利就，（至今賣了超過四百萬本，版稅收入怎不可觀？）他們有哪個地方是像喪身瘋人院的沈大夫？

有死於非命之憂，因為他們在新書中用上大量篇幅硬闖環保一關，重重複複說一個簡單的道理：地球並非如某些科學家所預言的那樣正在暖化；退一步而言，即使真的有暖化之勢，其成因也不一定是人為的；退兩步而言，哪怕經濟活動排放的二氧化碳果真導致地球暖化，也有現成而廉價的辦法替地球降溫，大家毋須擔心世界末日即將來臨。

在現今的大氣候下（ no pun intended），環保神聖不可侵犯，殆為新的宗教。作此暖化不可畏論調，不被視為發了瘋才怪呢，而那不正是沈邈維思一個半世紀前的悲慘下場嗎？

暖化的「異見分子」

地球暖化是個自然科學的課題，在象牙塔裡搞研究的經濟學家、在報刊上爬格子的編輯懂得這個麼？不直接參與暖化的科學研究，不等於說便不可以走訪研究這些問題的專家。事實上確又有不少自然科學家不認同暖化之說，只不過他們的「異見」沒有一個像美國前副總統、諾貝爾獎得主戈爾般的代言人，他們的聲音便給掩蓋過了。他們走訪的「異見分子」之一是 Paul Crutzen（ 1933-），像戈爾一樣他也是諾貝爾獎得主，是個研究大氣臭氧層的化學家而非政客。兩相比較，你說誰的立論較可信？

暖化議題在這新書中之所以如斯吃重，兩位作者是要藉此說明一個簡單不過的道理：解決問題不便等於要燒銀紙，不管如何艱巨的困難也往往有便宜而簡單的解決辦法的。像沈大夫那樣要產科醫護人員洗手，那稀釋的漂白水值得多少錢？這個簡單廉宜的辦法可又活人無數，那個回報率又豈非無限大？兩位作者認為地球暖化是有個一比九九漂白水般效益無窮的對策的。

火山爆發帶來靈感

這個效益無限大對策的靈感來自一場天然災難。一九九一年六月十五日，菲律賓的 Pinatubo火山爆發，那是一百年來最猛力的火山事故。碰巧那天颱風來襲，紅紅的火山灰夾雜滂沱大雨，形成一枚枚從天而降的火山彈，壓毀房屋無數，更奪走兩百五十人的生命。

與此同時，這趟火山爆發又排放出兩千萬噸二氧化硫。這二千萬噸氣體環繞地球、反射陽光，令全球平均氣溫在隨後的兩年下降了華氏一度——這個幅度約相當於過去一百年地球暖化的總升幅。若然科學家們有法子像 Pinatubo那樣將大量二氧化硫送上離地面七哩高的平流層（ stratosphere），即使地球真的暖化，問題不也就可以迎刃而解了嗎？

一石二鳥之效

當下，微軟的前「大腦」（總科技師也）、蓋茨口中的天字第一號天才 Nathan Myhrvold（ 1959-）正跟一班志同道合的科學家着手做這個研發工作。他們的構思簡單不過：搭一條七哩長的管子從地面輸送二氧化硫上平流層。當中涉及的技術問題都有現成的解決方案，譬如管子可以用一系列的氦氣球「懸掛」空中，管內裝設一組組的抽氣扇，如此這般便可以像火山爆發那樣送二氧化硫上大氣層了。

哪裡來兩千萬噸二氧化硫？加拿大阿伯特省生產「油沙」（ oil sand），從油沙提煉石油會釋出二氧化硫，「洗硫」的成本不菲。將喉管設在加拿大的「油沙」區既可以省掉「洗硫」的費用，更可以為地球降溫，此又豈不可以收一石二鳥之效？這個通天喉管要多少經費？「異見分子」估計基建投資約為兩千萬美元，開始運作後每年的經費約為一千萬美元。這跟京都協議要求全世界減排，動輒造成數以千億美元計的經濟損失當然是蚊髀與牛髀了。

請高抬貴手

世間真的有通天喉管般實際可行而又經濟廉宜的辦法，解決像地球暖化般天大的問題嗎？有。孕婦及嬰兒的生命不可謂不寶貴矣，可是挽救他們性命的處方又值得什麼錢？美國每年有超過四萬人口死於交通意外，數字遠高於在伊拉克及阿富汗陣亡的美軍——每年約一千六百名。若然有個簡單而容易的辦法降低七成的交通意外死亡數字，你說這個辦法又該值多少錢？一點兒也不貴。兩個作者指出汽車安全帶便是這般經濟廉宜的裝置了：為每部汽車裝設安全帶的成本約為兩至三百美元而已。

然而在我看來，真正效益無限大的則莫過於切中時弊的政策。不是嗎？中國三十年前開始的改革開放是人類歷史上最大規模的脫貧運動，效益之大，即使天下間最強勁的超級電腦亦計算不出來。沈大夫尚且要用上漂白水，改革開放則是一紙條文而已，此外並不牽涉別的資源。政策的效力又豈非無窮大？

切中時弊的政策固然效力無窮，違背經濟現實的政策，其殺傷力同樣無限大。唯其如此，鄙人一直反對最低工資。早前有位舊相識好言相勸：最低工資是曾蔭權的主要政綱，至今幾乎米已成炊，硬是反對，不識時務如斯，你楊某不是瘋了吧！各位，堆填區令人心曠神怡，請高抬貴手不要押我到青山。

轉載: 香港壹週刊 (17-12-09)

無定向風

經濟學當代泰斗薩穆爾森（ Paul A Samuelson 1915-2009）以九十四歲高齡去世，網上及紙上盡是悼念文章，不在話下。布殊總統的首席經濟顧問、哈佛的文橋（ Greg Mankiw 1958-）上過他的課，當了教授後在波士頓跟他時有碰頭；亦師亦友，為文悼念意料中事。文橋的悼文寥寥一兩百字，提到一樁小事，卻頗能反映薩穆爾森的個性為人。

薩穆爾森在一九四八年出版大學教科書《經濟學入門分析》（ Economics: An Introductory Analysis）（早一年，哈佛大學出版社印行了他的博士論文《經濟學分析之本》（ Foundations of Economic Analysis），（在他之先、在他之後，相信沒有過經濟學博士生的論文是用過這般「恢宏」的命題的。）半個多世紀以來這本教科書一紙風行——據《紐約時報》說在全世界賣了超過四百萬本，給翻成起碼四十種語言。說這本經濟學入門教科書為典範，實不為過。

長江後浪推前浪

不巧，文橋也寫經濟學入門教科書。他那本《經濟學概論》（ Principles of Economics）少說也賣了一百萬本。幾年前他在網上找到本一九四八年第一版的《經濟學入門分析》，以三十五美元投得；像標準「粉絲」般喜孜孜的拿去給薩穆爾森簽名，一代泰斗欣然從命，在書的扉頁寫下這一句：
給文橋：他令這本書成為廢紙 ——斯為戰爭，合該如此。
保羅•薩穆爾森（ For Greg ManKiw, Who made this obsolete- C'est la querre, Paul Samuelson）

作家並非經濟學家

作為晚輩，收到這樣的墨寶，又怎不心花怒放？可是薩穆爾森心裡到底怎樣看待文橋？侯運輝兄傳了一篇六月才在《大西洋》雜誌（ The Atlantic）發表的訪問，內裡薩穆爾森對文橋的書諸多詬病。（「書的索引竟然沒有 liquidity trap一詞！」）訪問作結，他這樣評價令他的經典「成為廢紙」的後浪：

說我讀過（ read）他的書那是誇大其詞了。我望過（ looked）這些書幾眼，它們枯燥得令我失望。誠然，他是個有天分的作家。可是支筆寫得的經濟學家，不見得便可以一夜之間成為推斷我們這門不大確切的科學（ inexact science）的未來發展的專家。

一代宗師對晚輩後進有要求，那是應該的，但有需要這般刻薄嗎？（建築師何弢送過書給新加坡的李光耀，我看過其覆信；劈頭第一句： I have taken a scan at it...「 scan」一字散發的冷峭——甚至不屑——十多年後仍未能磨滅。）老馬顯然尚有火，誰料得到不出半年，薩穆爾森便撒手塵寰。世事又豈不變幻無常？由是之故，我對這位泰斗宗師臨終之際將經濟學定性為「不確切的科學」尤其感到意外。

經濟學「升呢」

撇開他在政策上的影響力（他替甘迺迪助選，甘上任後其歷史性的減稅方案由他主催），行內人的評價是薩穆爾森讓經濟學科學化了起來。他用數學寫經濟學概念——在他而言，數學亦是語言，而且比一般文字語言更精確、更美麗。大家只消拿《經濟學分析之本》來望一望（鄙人不才，沒有本事「讀」這本經典），便知得道他是拿經濟現象當物理現象般來處理——未到芝加哥大學讀經濟學，他的志願是做物理學家。

眾所周知，物理學是一門精確不過的科學。以經濟研究為終身的事業之初，薩穆爾森的寄志是將經濟學這門從個人的行為出發，探討買賣交易現象的社會科學「升呢」為物理學般的精確科學。於茲在茲超過七十年，他終於體悟經濟學精確不來，此番發見又能不痛苦？

痛苦與否，薩穆爾森沒有直接說出來，然而他將經濟學全面「升呢」的後果可說不得笑。憑「理性期待」（ rational expectations）理論而在一九九五年贏得諾貝爾經濟學獎的盧格斯（ Robert Lucas 1937-）在回憶錄中這樣描述薩穆爾森及其《分析之本》對一整代經濟學者的影響：

我愛上了《分析之本》。和好些同一年代的人一樣，我亦為之洗腦，認為若然無法將經濟問題數學程式化，那麼我顯然便是不知道自己在做什麼。當時我建立了一個這樣的信念：數學分析並非探討經濟學理論的眾多方法之一，數學分析是唯一的方法。經濟學理論即是數學分析。別的東西都只是圖像空談而已。

量化衍生干預

於此可見，薩穆爾森及其《分析之本》乃經濟學即數學之濫觴。經濟現象數學化的誘人之處，除了可以精確地量度一切經濟活動，更重要的是「量化」經濟活動的政策效用——讓執權者計劃調控經濟活動，從而避免起伏興衰的經濟周期，保持平穩持續的高速發展。

何以見得他有這般想法？一九八九年，他的《入門分析》已印行了十三版；當中他一以貫之，高度評價計劃經濟：「蘇聯的經驗證明社會主義計劃經濟非但行得通，更能帶來繁榮。」墨瀋未乾，柏林圍牆倒塌，蘇聯破落悲涼的苦況終於在全世界的電視熒幕上暴露出來。為了解其饑荒之急，老布殊總統空運雪藏雞髀替俄羅斯人續命！蘇聯經濟繁榮云乎哉？

到了今天，古巴以至北韓都走資了，我們當然毋須為社會主義計劃經濟這議題再多費唇舌。一切經濟行為皆可以「量化」——也就可以「預測」、進而控制——的幽靈可驅之不散。爆發一場空前的金融海嘯，導因之一，不正是華爾街內外都對「火箭專家」們運用數學模式炮製的衍生工具深信不疑，大肆炒賣，以致形成空前泡沫嗎？這些數學模式——正確點說來是對這些數學模式的盲目迷信——來自哪裡？沒有錯，都可以追溯到薩穆爾森和他的《分析之本》。

mea culpa, mea culpa

臨終，薩穆爾森承擔責任，直認不諱 MIT、芝加哥大學、賓州大學華盛商學院等學府炮製出的大量五花八門的金融衍生工具，歸根結底，都是他的錯 —— mea culpa, mea culpa。他更又大肆鞭撻盧格斯為首的「理性期待」學派，指其學說視市場為完全自我調節、自我完善的理性系統，這般說法即使不是胡說八道，亦是了無效用的空談。

無論是像薩穆爾森那樣，拿經濟現象像物理現象般來研究，還是像盧格斯那樣，以數學分析為研究經濟現象的唯一方法，其基本不過的假設是我們可以掌握所有推動買賣交易活動的因素，加以量化分析、確定其關係，進而調撥操控，達致最符合資源效益的目標。無論是三十年代的經濟大蕭條、今之金融海嘯，以至社會主義計劃經濟則又一再證明，這個假設絕不成立。

「降呢」而非「升呢」

不管「火箭專家」們的 IQ有多高，也不管幫他們作這種、那種運算的超級電腦的本領有多強勁，現實是人不可能掌握計劃經濟、順滑調撥操控經濟運作所需的資訊。薩穆爾森尚未動手寫他的《分析之本》，海耶克（ 1899-1992）已一再用文字說明了當中的困難。數學無疑精確，在經濟學來說，物理學化則局限了其思維、蒙蔽其視野，形成盲點。那是「降呢」而不是「升呢」了。

若然薩穆爾森始創的物理學化經濟學果真的如斯不濟，近百年來全球經濟又何以持續欣欣向榮？薩穆爾森代表的現代經濟學分析問題的方法總發揮過作用吧？

有作用，但是負面的。依我看，經濟持續發展，關鍵有二。一、以有易無締造全贏的信念深入民心，自由開放貿易殆為神聖不可侵犯的普世信念。這是阿當•史密斯（及其信徒）的貢獻。二、資訊發達、言論自由，有違經濟效益的行為不斷被揭發批評，形成監察制衡，幫人類避過不少覆轍錯誤，促進全世界的整體資源效益。反之，囿於其干預主義的取向，物理學化經濟學的影響主要是為干預張本。當中的代價有多大，大家只消看蘇聯及社會主義中國便知其一二了。薩穆爾森是要悔過的。

轉載:  香港壹週刊 (24-12-09)

探針

作為美國經濟學大老 Paul A. Samuelson（薩繆爾森）後學晚輩的克魯明在他的 blog上寫了一篇短短的悼文，懷念這位亦師亦友的經濟學大師。網誌附了一幀克魯明辦公桌的照片，枱上放的其中一本書正正是薩繆爾森的傳世著作"Economics"的一九四八年第一版（筆者念書時看的是第七版）。

薩繆爾森著作不少，但很多人都把這本類似教科書般集大成卻沒有太多原創性的"Economics"看成是他最主要的著作。這當然跟書被世界各地大學廣泛採用，長期成為學生標準教科書有關。但一個更重要的原因是薩繆爾森這本通論性的著作令他某程度上跟經濟學的先賢鼻祖看齊，成為一代又一代學經濟的人的指路明燈。

從一七七六年阿當斯密的《原富》出版到一九七六年這二百年間，有五本經濟學著作成為追求這門學問的人不能不看的書，成為「壟斷」市場的指定讀物。第一本自然是阿當斯密的《原富》，第二本是李嘉圖（ David Ricardo）的"On the Principles of Political Economy and Taxation"（政治經濟學與稅收原理），第三本是彌爾（ John Stuart Mill）的"Principles of Political Economy"（政治經濟學原理），第四本是馬歇爾（ Alfred Marshall）的"Principles of Economics"（經濟學原理），第五本也是唯一一本由非英國人寫的指定參考書就是薩繆爾森一九四八年出版的"Economics"。（這裏先說一段小插曲，彌爾的《政治經濟學原理》自一八四八年出版後歷久不衰，除了書的內容紮實全面外，也跟牛津劍橋兩家名校互不相讓有關。馬歇爾是劍橋經濟學掌門人，他的"Principles of Economics"雖然更豐富及 update，可牛津卻嚥不下這口氣改用馬歇爾的書，所以直到一九一九年，彌爾的書仍是牛津政治經濟學科目的主要讀物）。

在薩繆爾森後，也有不少著名經濟學者寫過類似的通論式經濟學原理，但隨着學科本身發展越來越複雜，門派越來越多，門戶之見越來越深，被視為某一學派學者寫的書不容易被其他學派接受，更不要說像薩繆爾森的著作那樣成為各門各派都用得上的基礎讀物。

克魯明最近也在編寫經濟學通論之類的書，但他的凱恩斯學派背景加上辛辣的筆鋒得罪不少人，他的經濟學通論實在不易被其他大學採用。換言之，薩繆爾森的"Economics"極可能是最後一本經濟學界共認的基本讀物，再出現另一個薩繆爾森或另一本類似書籍的機會不大。

有些人會把薩繆爾森視為凱恩斯學派在美國的領頭人，認為他不但把凱恩斯主義帶進書本，更把凱恩斯主義帶進政府經濟政策。六十年代甘迺迪總統及後來的詹森總統各項擴大政府開支及減稅刺激經濟的政策都跟薩繆爾森有密切關係。這當然有一定的理由，但正如凱恩斯自己不是凱恩斯主義者一樣，薩繆爾森並沒有拘泥於凱恩斯的理論，也沒有把凱恩斯的分析、概念奉為教條。相反，他對不同學派的理論持開放的態度，他寫的"Economics"更是不斷修訂以涵蓋湧現的新經濟學說。

可以說，他比較接近那種開放、寬容的老派學術傳統，把他說成是凱恩斯的門徒或凱恩斯主義者並不恰當。

盧峯

轉載: 蘋果日報 (16-12-09)

Microcredit may not work wonders but it does help the entrepreneurial poor

MICROCREDIT looks like a miracle. It involves providing unsecured small loans to poor people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whom most banks would turn away. Yet these small borrowers almost always repay their loans (and the fairly steep interest charges) on time, which suggests that they find productive uses for the money. The industry’s backers make some big claims as a result: Mohammad Yunus, the founder of Grameen Bank in Bangladesh and the father of microfinance, reckons that 5% of Grameen Bank’s clients exit poverty each year. Yet economists point out that there are surprisingly few credible estimates of the extent to which microcredit actually reduces poverty.

This would not matter too much if all microfinance funding were raised via the market (as an increasing proportion is). As long as investors were satisfied with their returns, there would be no cause for concern. Yet despite growing interest from private investors, 53% of the $11.7 billion that was committed to the microfinance industry in 2008 still came at below-market rates from aid agencies, multilateral banks and other donors. Given that there are other things that aid money could be spent on, and that the rationale for subsidising microcredit is its effectiveness as an anti-poverty tool, it is important for donors to know whether it has the advertised effects.

Measuring the impact of microcredit is complicated by the fact that the counterfactual—what would have happened to a person who borrowed from a microlender if he had not done so—cannot easily be tested. Many early studies compared borrowers with non-borrowers. But if borrowers are in any case more entrepreneurial than those who do not borrow, such comparisons are likely to overstate hugely the effect of microcredit.

Worries of this nature are not mere nitpicking. One study surveyed 1,800 families in rural Bangladesh and found that an impressive 62% of school-age sons of those who borrowed from Grameen Bank were in school, compared with 34% of the sons of non-borrowers. Advocates argued that this showed that microcredit helped increase school enrolment. But a comparison with people of similar backgrounds in villages without access to microcredit showed that the difference was because people who were already more likely to have children in school were also those who signed up for microcredit. Even comparisons between areas with and without microcredit may be misleading, because microlenders naturally choose to work in areas where their prospects of success are the greatest.

The pervasiveness of these self-selection issues has led researchers to devise experiments that allow them to ensure that participation in a programme is determined essentially by chance. Two new papers* apply this idea to measure the effect of access to microcredit. Researchers from the Poverty Action Lab at the Massachusetts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MIT) worked with an Indian microfinance firm to ensure that 52 randomly chosen slums in the city of Hyderabad were given access to microfinance, while 52 other slums, which were equally suitable and where the lender was also keen to expand, were denied it. This allowed the researchers to see clearly the effect of microcredit on an entire community. Dean Karlan of Yale University and Jonathan Zinman of Dartmouth College carried out a similar exercise in the Philippines, this time at the level of the individual borrower. They tweaked the credit-scoring software of a microfinance firm so that only a random subset of people with marginal credit histories were accepted as clients. These clients could then be compared with those who sought credit but were denied it.

Broadly speaking, neither study found that microcredit reduced poverty. There was no effect on average household consumption, at least within a year to 18 months of the experiment. The study in the Philippines also measured the probability of being under the poverty line and the quality of food that people ate, and again found no effects. Microcredit may not even be the most useful financial service for the majority of poor people. Only one in five loans in the Hyderabad study actually led to the creation of a new business. Providing people with safe places to store their (small) savings may help them more in the long run.

Small and perfectly formed?

That said, microcredit did have discernible effects. In India, people in the slums that had access to microcredit were more likely to cut down on things like tobacco and alcohol in favour of durable goods (particularly items such as pushcarts or cooking pans that are used heavily by traders and food-stall owners). One reason average consumption failed to increase may therefore be that more people were diverting some of their own income into starting or expanding their businesses. Microcredit clearly allowed more people to overcome the barrier posed by start-up costs. The MIT researchers found that as many as one-third more businesses had opened in slums which had a microcredit branch. This may mean that even though there was no measurable impact on poverty during the study period, there may well be some over a longer time-frame as these businesses prosper.

Tiny loans are unlikely to be enough to allow these businesses to grow to an efficient scale, of course. But the role of microcredit in allowing people to signal their creditworthiness is valuable, especially if their success makes banks more willing to lend them larger sums and leads to even more economic activity. By being willing to take a risk on entrepreneurial sorts who lack any other way to start a business, microcredit may help reduce poverty in the long run, even if its short-run effects are negligible.

Source: The Economist   ( Jul 18 - 2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