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五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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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斂集
清楚的權利界定 (05/01/2007)


在一九六九年出版的《佃農理論》的結論中，我對當時盛行的經濟發展學說痛下批評（見一六○頁），指出這門學問的「理論」，漠視了產權的局限條件，胡說八道，不知所云。產權局限對人類行為有決定性，當時是艾智仁與高斯的學問，由我推到經濟發展那邊去。十年後，我發表《千規律，萬規律，經濟規律僅一條》，是針對中國當時風雨欲來的改革下筆了。跟在《賣桔者言》、《中國的前途》、《再論中國》等文章結集中，重複又重複地細說產權對經濟發展的決定性。

是二十多年前的往事了。當年侯運輝問：「你寫來寫去都是那幾句，沒有其他可說嗎？」我回應：「這是秘密，不要說出去。只幾句可以說那麼多遍，次次不同，厲害不厲害？」

幾天前見到高斯的助手，對他說：「論及西方經濟學對中國改革的貢獻，高斯比佛利民重要。當年北京不能接受私有產權，但清楚的資產權利界定他們卻接受了。界定權利其實就是私產，淺的，奇怪人類文化要等到高斯才說出來。」淺得離奇，但以研究經濟思想史而名滿天下的史德拉，曾經說高斯定律是二十世紀最重要的經濟學思維。艾智仁被譽為產權經濟學之父，源於他的口述傳統，天天說，有深度，但沒有說出「權利界定」（delineation of rights）這幾個字。

一般人把「高斯定律」入了他一九六○的那篇《社會成本問題》的帳。我認為該定律早一點，起自高斯一九五九的《聯邦廣播委員》一文。文到中途，他談及土地種植與泊車的例子。他說，一個人在土地上種植，另一個人在該地泊車，損害了植物。是誰損害了誰呀？要誰補償給誰才對？要泊車者補償給種植者，不是損害了泊車者的權利嗎？究竟是種植者有權種植，還是泊車者有權泊車呢？如果土地的使用權屬於種植者，清楚說明，泊車者大可付錢給種植者，讓他泊車。倒轉過來，如果土地的使用權屬於泊車者，種植較有利，種植者大可付錢給泊車者，讓他種植。這例子的最後結句就是高斯定律：The delineation of rights is an essential prelude to market transactions（權利界定是市場交易的先決條件）。


後來（一九六○）高斯寫的《社會成本問題》（獲諾獎那篇）當然重要，我讀過無數次，但先入為主，說到高斯定律我老是想那種植與泊車例子的結句，可能只有我一個人這樣想（少人讀那《聯邦》長文，從頭讀到尾的可能不及兩掌之數）。一九六七認識高斯之前，我聽到高斯定律可能是佛利民先說的。一九六八的春天，與高斯在芝大校園漫步，我舊事重提，問及六○年的春天在戴維德家裡的大辯論（見《張五常英語論文選》二七二至二七三頁，行內一致認為是經濟學歷史上最精彩的辯論）。言談中我問及當時在場的佛利民的貢獻。高斯說：「米爾頓的思想清晰絕倫，他發言後我知道自己沒有錯，也知道我是安全地抵達家園了。」我停步，望他，說：「怎麼可能呢？你在一九五九那篇文章裡，種植與泊車例子之後，你不是說過權利界定是市場交易的先決定條件嗎？那就是高斯定律，米爾頓怎可以說得更清楚？」他彷彿呆，無言以對。之前之後，行內似乎沒有誰提到該例子的重要結句。中國經濟改革，我曾經不遺餘力地以中文下筆，介紹佛利民與高斯的思想。佛老早就大名遠播，差不多用不我介紹。高斯的思想主要是由我介紹的。可不是嗎？七十年代在美國，高斯認為真的明白他的人只我一個，而八二年回港任職用中文下筆也是由他催促的。下一篇文章，倒轉過來，得到中國發展的發，我會提出這路思維的一個重要變化。電郵： nscheung@netvigator.com 逢周二、周五刊出

張五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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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斂集
《還斂集》的回顧  (30/01/2007)


收到通知，二月一日起這「論壇版」試新意，《還斂集》要停筆了。年多前改版，我恐怕《還斂集》不適應，要停筆，公布後智英老弟促我繼續，寫到今天。

是四年多前董橋邀請我寫此「專欄」的，說明每篇約一千字，題材一律不管。我覺得奇怪，因為當時此「欄」是放在重要的第二頁，在《蘋果》主筆之下，不管題材，自由發揮，天下報章沒有見過。我見董橋自己在同一位置寫文學，說典故，論詩畫，也就見怪不怪，跟他「自由」起來了。於今回顧，董橋的想法有意思：香港的時事新聞無奇不有，上頭主筆要發牢騷，有董橋和我在下面談天說地，給讀者鬆弛一下，不是沒有道理的。

原定約一千字，我左嘗試右嘗試，最後穩定下來的約一千三百。是奇怪的發現。中文用單音字，一千三百翻為英語大約七百，而後者是西方專欄的一般字數。某種專欄要這樣寫：拿一點動筆，簡潔地分析、發揮一下，不悶，有點說明力，中文大約一千三百字。字數減半讀者透不過氣來，不可讀；字數倍之，只一點是拖得太長了。

《還斂集》寫了四年多，約四百篇。非閒話家常，是很多的文章了。這樣的訓練非同小可，寫了百多篇知道漸入佳境，得心應手，就是發表後自己也反覆重讀，太太以為我發了神經。互聯網的普及也讓我高興一下。無數網站轉載。起初，某網站有一百五十次點擊，贈一把「火」，達一千了不起。今天，只一站動不動逾萬，最高是一天十三萬多，所有網站加起來不容易算。鬥不過某些明星，也不一定鬥得過教人炒股票的，但比起西方的名家專欄，容易勝出百倍。中國人多，滿佈地球，是命中注定了。不值得沾沾自喜，因為中國學子用電腦的起步不久，鬥讀者多，日暮黃昏的寫手容易遭淘汰。


無心插柳，寫《還斂集》有兩項事前意料不到的收穫。為了搜集題材，這幾年我回復到八十年代初期對中國經濟發展的關注。這關注與跟的調查研究，使我寫出兩個系列的重要經濟文章。其一，主要在《南窗集》發表，是關於中國的地區競爭制度。一國之內，這地區激烈競爭只在中國出現過。苦思兩年，左查詢右查詢，終於找到答案，寫了出來。答應了高斯用英文再寫一篇長的。今天，地區競爭的研究不少人跟進，雖然主要是炎黃子孫，但老外產生興趣應該是早晚的事。其二是關於人民幣的匯率與貨幣制度，除了最長的一篇在《信報》發表，其他主要發表於《還斂集》。我對人民幣的分析起於八十年代中期，跟斷斷續續，個人的思維從傳統的幣量理論與匯率浮動開始，沒有成見，不斷地修改，到今天不少朋友說是在貨幣理論上劃上句號了。這理論起自休姆（David Hume, 1711-1776），其後大師不少。說由我劃上句號有點誇張，但我不會站起來反對。中國的觀察使我想到只要不推行貨幣政策，集中以貨幣穩定物價，任何國家都可以用一個可以在市場直接成交的固定指數為貨幣之錨，政府的成本微不足道。貨幣的思維被搞得一團糟，因為專家們忘記了貨幣的基本用途。眾人皆醉我獨醒也。我正在考慮把二十多年來的四十多篇關於人民幣的文章結集，按發表時間排列，每篇加上「引言」，解釋為什麼當年自己那樣想，哪裡出現了問題，後來怎樣改變了想法。好幾位同學見我的《經濟解釋》沒有涉及「宏觀」（卷三的《失業的理由》是宏觀從微觀看），建議這結集，作為《經濟解釋》的卷五。起名《五常說貨幣》吧。若如是，其他多篇關於中國改革的文章，精選約一半，下註釋，編為卷六，稱《五常論中國》。都是經濟解釋，科學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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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五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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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斂集
人民幣的「困境」要解決 (26/01/2007)


最近國內的銀行收到通知，從今年二月一日起有兩項新規限。一、目前外幣戶口每月限兌換不超過五萬美元的人民幣（或其他外幣每月限不超過兌換值五萬美元的人民幣），二月一日起這上限改為每年兌換五萬美元的人民幣。這是減了十二分之十一。二、目前外幣戶口可以無限量地提取外幣，二月一日起每天不能提取超過一萬美元所值的外幣。這二者都是史無前例的外匯管制，與通常的匯管倒轉過來，但算是匯管增加了約束。

原因明確。人民幣上升的壓力增加，央行要以壓制人民幣的需求來把這壓力降溫。加強限制在銀行以外幣兌換人民幣是直接地壓制這需求；限制提取外幣是希望約束在街坊市場兌換人民幣。

人民幣兌美元上升壓力增加，有幾個原因。其一是格林斯潘猜中的：人民幣與一籃子外幣掛，籃子內的美元成分下降了。其二是北京當局的言論，杯弓蛇影。其三是美國最近在伊拉克增兵──這場仗是打得太貴了。

以壓制人民幣的需求來舒緩上升壓力，不容易見到功效。不是不可能，要看你怎樣壓制，而如果壓制成功，對經濟為禍不淺。說過了，一隻貨幣的幣值要下降與要上升是不對稱的。幣值要下降，政府沒有能力把貨幣收回來，麻煩兼頭痛；但如果幣值要上升，要之不升易過借火：多印鈔票放出去，外匯進帳如豬籠入水，不喜歡有那麼多外匯大可到澳洲把鐵礦或其股票買下來。（蒙代爾曾建議買礦藏多的加拿大；我曾建議買農地相宜的新西蘭。一笑。）


是的，打開大門，取消匯管，大手把人民幣放出去，不僅國家賺大錢，而絕對肯定的是人民幣的上升壓力會煙消雲散。只有一個大問題：國內的通脹會因而捲土重來嗎？答案是：如果人民幣的貨幣量急升，主要用於國外，國內是不會有通脹效應的。問題又來了：取消匯管，央行無從控制人民幣量的急升是用於國外還是國內，如果通脹重來，外匯儲備多得很，收回人民幣是舉手之勞，問題是西方的經驗說，幣量上升與通脹效應有一段頗長的時日分離，而減少幣量與通脹收斂也有一段頗長的時日分離──怎麼辦？西方的不良（甚至慘痛）經驗，源於他們的（fiat money）貨幣制度沒有一個固定的錨。以通脹率或失業率等目標為「錨」，經驗說很頭痛。以一籃子外幣為錨好一點，但會因為外間的波動而波動。最可取的辦法，是我曾經多次建議的，以一籃子物品為錨。只要這籃子內的物品夠廣闊，選擇得宜，下了這個錨物價就會一次過地穩定下來了。守錨是守那籃子物品的物價指數，買賣人民幣是按這指數算出來的匯率成交，政府無須提供籃子內的物品。守錨是擔保持有人民幣的可以在批發市場或期貨市場，按指數購買該籃子物品。人民幣兌所有外幣的匯率皆自由浮動。守錨調控，央行或增加人民幣的發行量，或以儲備收購人民幣──從中國目前的情況看，是萬無一失的。還有，以一籃子物價指數為錨，該指數可以隨時調整。略為調高是微通脹；略為調低是微通縮。毫無調整幣量與物價變動的時間差距，因為指數的本身就是物價。當然，籃子內的物品的相對物價可以變，而不在籃子內的物價更可以變。貨幣大師佛利民的思維錯了一個重點：他認為一個大國的貨幣不可以下一個固定的錨。他那篇有名的支持匯率自由浮動的文章寫得好，但因為貨幣沒有一個固定的錨，基本上是錯了。本佛老的無錨貨幣思維，我批評過朱鎔基。一九九七年我認為朱老可能對，五年後肯定他對，佛老錯。

（中國政策的困擾，之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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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五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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薄熙來的看法不對 (23/01/2007)


貝加可能對，但不能讓他對。這解釋了為什麼我要重複以前說過的，以不同的角度或不同的組合再說。如果北京的朋友清楚明白我說什麼，但不同意，選走我反對的路向，我不會再說什麼。問題是好些時說來說去他們還是不明白，或懂得不通透，要再說。我的經濟思維永遠淺白，但可能正如四十年前史德拉說的，淺白的困難是往往沒有人相信。

兩年前貝加不看好中國的經濟前景，認為一個發展得了不起的國家，會拿起石頭砸自己的腳，做出一些蠢事來。他舉出德國與日本的經驗。這些今天算得上是先進的國家，在經濟政策上的確犯了大錯，一蹶不振有二十年了。不是那麼蠢，因為他們的「失誤」主要來自壓力團體的左右。目前，中國的團體壓力看來不嚴重，應該比較容易處理。目前中國的經濟水平，還遠不及二十年前的德國或日本，但有點未富先驕，或給外人讚得飄飄然，在經濟政策上有點亂來了。

近來北京提出的政策，使我心驚膽戰的不少。這裡選薄部長熙來起筆，主要是我欣賞這個人，不容易破口大罵（一笑），可以心平氣和的說一下。最近他主張人民幣升值，認為可以協助美國改善貿易逆差。如果人民幣升值真的可以改進美國的貿易逆差，不容易反對。兩年前我說人民幣升值多半不會改善美國的逆差，有很大機會適得其反，把逆差增大。果然，年多來人民幣兌美元上升了百分之八，美國的逆差增加了。人民幣再上升，美國對中國的貿易逆差多半再會加大。


當然，如果人民幣不斷上升，到某點美國人不會買中國貨，而中國人會搶購美國的，中美的貿易逆差會倒轉過來。然而，美國在國際上的貿易逆差會否改進，還有疑問。這是因為一九九一年十二月我在瑞典對佛利民說過的：中國、前蘇聯、東歐、印度等地一律搞開放，整個地球一下子多了近二十億廉價勞力參與國際貿易競爭，凡搞福利經濟、最低工資、工會林立之邦，會有大問題，除非他們能修改傳統的經濟結構，或有豐富的天然礦物賣給廉價勞力之區，又或者知識資產的出口可以賺大錢。這些推斷都應驗了。人民幣升值，協助美國減少貿易逆差的機會不大。這是價格彈性係數的問題。老友夏保加算出六個相關的彈性係數，方程式複雜，這裡不詳述。只以其中一個係數示範就足夠了。人民幣兌美元上升，中國貨出口美國之價上升，以量算會下降，但如果美國人對中國貨的需求彈性係數低於一（多半會是），他們對中國貨的總消費會不減反加，導致美國的逆差增大了。還有其他好幾個有關係數，皆可如此類推。美國的經濟大師多得很。他們當然知道人民幣升值不容易改善貿易逆差。格林斯潘早就知道。美國議員要爭取的，看來不是改善貿易逆差，而是要「保護」工人的就業。但說要保護工人就業，說出來享受廉價中國貨的美國人不會拍掌。說要改善逆差較有說服力。他們沒有面對基本的問題：舉世廉價勞力暴升，是大轉變，美國早就要以修改政策的方法來改革他們的經濟結構。地大物博，人傑地靈，科技超凡，美國不容易在競爭中敗下陣來，但他們的經濟結構一定要修改一下。以吵來吵去的紡織品為例，美國如果不取消最低工資，本土的一般紡織行業要放棄。禁絕中國紡織品進口沒有用，因為還有數之不盡的可以代替中國的廉價之邦。回頭說彈性係數這回事，實際上無從量度，所以人民幣的升值對美國的貿易逆差有什麼效果不能事前直接算出來。我是從另一個角度估計這些係數的。過後會解釋，但要先說比較重要的困難。

（中國政策的困擾，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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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五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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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利民的辯才 (24/11/2006)


佛利民謝世，評論及追悼文字不少提到他舉世無匹的辯才。與佛老相交四十多年，辯論或討教過無數次，說一些我知道的有趣往事，好叫同學們能得到一點發。

佛老的辯才究竟有多厲害呢？早就知名天下，三位朋友的評語可見端倪。一九六七年的春天，與麻省理工學院的教授度瑪（E.Domar）談到佛老的辯才，他說：「如果我面對死刑審判，找辯護人我不要律師，要佛利民。」一九六八年在芝加哥大學，與夏理．莊遜（H.Johnson）談到辯才，他說平生所遇，只有兩位大概可以打個平手：一個是凱恩斯，一個是佛利民。一九六九年佛老到洛杉磯加州大學訪問了兩個星期，我問該校自命天才（其實確是天才）的湯遜（E.Thompson），佛利民給他的印象如何。他用兩個字回應：Greased lightening（塗了滑油的閃電）。閃電還不夠快，要塗上滑油來形容！

一九六三年的暑期，艾智仁靜靜地對我說佛利民會在Santa Barbara的加大分校講話，不公開的。我駕車個多小時赴會，是個小室，在場僅十多人，都是該校的教授，學生只我一個。佛老準時進室，說只答問題，不講。問題紛紛提出，佛老斬瓜切菜，見血封喉，令人嘆為觀止。當時他五十一歲，如日方中。中途他突然談到日本的明治維新，我剛好作過研究，指出該維新主要是私有土地加上轉讓權，使大量農民遷往都市，經濟增長於是一日千里。那是我第一次與佛老交手。他問我什麼名字，我說了。當他知道我只是個學生，問我的老師是誰。我說是艾智仁。他說：「怪不得！」


一九六七年的聖誕前夕，在芝大蒙代爾之家酒會後，與佛老步行回家（他的公寓在我住的宿舍隔鄰），辯論了大約十五分鐘。知道我的博士論文是佃農理論，他一連串地提出多個問題。該題材我剛下了年多工夫，對答如流。跟整晚睡不，試圖理解佛老怎可以想得那麼快。想通了大概，之後與佛老辯論就懂得怎樣應付了。當時我是得到芝大的一個博士後獎金才到那裡去的。兩天後舒爾茲召見，說要聘請我為助理教授。我當然高興。舒老補充說：「兩天前的晚上你跟佛利民辯論，他推薦聘請你。」一九六八年的秋天，成了名的T.Saving從老遠跑到芝大要跟佛老辯論一個貨幣理論上的話題，約好了時間。事前此君與我吃午餐，我說：「佛利民太快，你沒有嘗試過不可能應付，還是用書信辯論好了。」他說不能臨陣退縮。大家約好事後在咖啡室相聚，說說戰果。兩個小時後見到他，我問：「戰果如何？」他答：「應該聽你的，以書信跟他辯論。」博學多才，技術了得，智商超凡──當年可以出入芝大經濟系這個少林寺的，都有這些條件，佛老更不用說。他與眾不同之處，是想得快，快得離奇，不親眼見到不容易相信。其他的優勝條件都有關：基礎理論他掌握得通透，辯論時永遠用最淺的分析（朋友，相信我吧，深容易，淺困難），效果是他的論點清晰絕倫。加上有恃無恐，於是客觀，這就成為一個現象了。一九八二年回港任職不久，同事陳坤耀說他聽到佛利民好勝，辯論時不肯認錯。我說：「不可能對。佛老認錯快過閃電，認了錯對手也不知道。」不止此也。我自己的經驗，是如果佛老認為你的觀點比他的好，他會立刻站在你那邊，替你發展下去。你怎麼辦？如果你好勝，會被迫走上與自己相反的方向，而佛老則拿原來是你的論點，勝了你。與佛老交手，我堅守自己的思想與研究所得，而他比我知得多的題材，我求教。是的，當年與佛老口辯，好勝必敗！電郵： nscheung@netvigator.com 逢周二、周五刊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