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載: http://pieatapple.wordpress.com/2006/03/10

公屋已經被香港提升到身份認同和價值的層面。毫無疑問，公屋曾經為不少香港人提供了一個機會。香港今時今日有不少出身公屋的成功人士，他們都將出身公屋作為個人成功的註腳。香港人對公屋有濃厚的感情，公屋的形象也在不少人的回憶中被美化了。事實上當年公屋的居住環境並非文人筆下那種浪漫情懷。若當年公屋居民負擔得起的話，有哪一個不想搬到私樓去呢？

經過大半個世紀之後的今天，雖然公屋環境已大大改善，但是公屋不但失去了當年住屋「安全網」的功用，最諷刺是在制度及資源錯配之下，公屋不但是低收入人士的脫貧障礙和社會問題的根源。

戰後的香港，苛刻的租務管制政策，加上尚在萌芽階段的經濟環境，不少初到香港的移民在尋找合適住屋時遇到極大困難，也衍生山邊木屋的大量出現。事實上有不少經濟學者早已指出，若當時政府能夠放寬租務管制，市場其實是有能力解決社會面對的住屋問題，也可以讓公共資源投放在其他更有需要的社會環節。

雖然租務管制一直要到近年才正式被廢除，不過其實早在八十年代公屋已經完成了歷史任務。當時的香港人生活水平已大大提升，而且大型私人住宅項目也開始成氣候，政府本應退出興建公屋的干預，改以租金津貼作為房屋福利的主軸。

可是公屋牽涉的問題太過廣泛、影響到的既得利益者太多，結果政府反道而行，不但沒有減少對住宅供應的干預，反而推出居者有其屋，也讓房委會這尾大不掉的包袱苟延殘喘下來。公屋最基本的使命是為有需要的香港市民提供基本的房屋需要。八十年代之後房屋福利變成了「政府有責任協助市民置業」、「政府有責任為公屋居民提供文娛、康樂、購物、泊車、酒樓……海景單位」等本末倒置的民粹訴求。

當然沒有人會希望見到香港到處都是露宿者，亦沒有人會希望見到滿山都是木屋。事實上香港已經沒有人因為負擔不起租金而流離失所，若從這個方向去評論公屋政策，可以說已經完全履行了應有的責任，這一點上，實在要還公屋政策一個公道評價。

現在政府要重新考慮公屋的社會功用，而不是毫無目的地向民粹聲音低頭。政客和壓力團體可以不負責任地提出種種無理要求，可是現實是無論政府和市民都面對着資源分配的問題，當資源投放提供康樂、購物、泊車、酒樓，同時也代表了醫療、教育和治安等環節可用資源的減少。問題是當市場可以更有效的機制去提供康樂、購物、泊車、酒樓等設施，政府以公帑與社會競爭不但多餘，更是浪費！

同樣道理，在公屋單位的分配上，也要理性地考慮改革的路向。長遠而言，以租金券的津貼來提供房屋福利，是最可取亦最有彈性的做法，也可以讓申領房屋津貼的市民因應就業及生活需要選擇居所。

政府最新的彈性租金機制無疑是一個中短期的折衷方案，絕對值得從速落實，讓負擔能力較高的公屋居民有更多的選擇空間，負擔能力較低的市民則可以因此受惠更快上樓。

李兆富

大陸的通脹問題，源於外匯管制；當資金只可進，不許出，銀行在存款的壓力下，不斷擴張信貸，最終造成太多的鈔票追逐太少的貨物，是為通脹。事實上，要是貨幣增加的幅度跟實際經濟活動的發展同步同速，根本就不存在所謂的「經濟過熱」。宏調，名目上是打擊過熱，但原則上是要抑制不受控的信貸膨脹。當然，今次的通脹周期，亦絕非大陸獨有的問題。世界各地的主要經濟體系，無不面對通脹以及金融體系風險提升的威脅，只不過大陸的外匯管制，令問題加劇。
可是，不從根本解決資金流向不平衡的問題，就算再加息多幾次，也未必可以追得上通脹的步伐。再者，官僚在絕大多數的情況下，都寧願接受一定水平的通脹，以換取歌舞昇平的幻象。畢竟，通脹下的輸家，是那些手頭上持有現金存款的人，懂得以負債在鈔票價值散失中獲利的才是贏家；尤其是在大陸，能在金融市場中舉債，不是達官貴人，就是地方土豪，由此可以想像，整個通脹環境背後的政治經濟關係，絕非單憑主觀良好願望便解決得來。
不過，每次的通脹周期，都會有些人意外地得到改變的機遇。
大陸近年因經濟轉型，不少土地都改變成工業用途，也有不少農產品被用作生物能源，以致食品供應追不上需求，令農產品及食品價格不成比例地大幅上升。對城市人來說，生活的負擔固然是有所增加，但短期來說，卻有利增加農村的收入，算是一種財富轉移。
當然，長遠來說，要令農村的人生活質素提升，方法不出兩個︰一是提高農業的生產效率，二是讓農村人到城市去做價值更高的工作，而這兩條更是二而為一；農業的生產效率提高，意味著更少的人力和土地可以有更大的產出，多出來的人力，也自然要到其他地方工作，而且，當農業生產更多，配套的副食品工業也隨之而來，這是過去幾百年來人類文明進步的超濃縮版本，也是大陸未富起來的一群要走的路。
大陸商務部在1月1日起，忽然訂下了出口配額。據說，連大陸的海關也不知道配額和稅率是多少，所以連出口證也停止簽發，而港方也要靠上網得知這個重要的安排。先撇開這些混亂的安排不談，單就大陸忽然訂下出口配額的原則問題，就叫人擔心，究竟接下來的連串事件會如何展開。
正如先前所述，食品價值飆升，歸根究柢是資金流向失衡的後果，要是真的希望徹底解決問題，就要從資金流向著手。打擊農產品出口，變相就是打擊農業，減低資金投放在農業的動機。事實上，已經有不少跡象顯示，自從食品價格開始不斷升溫，投放在農業的資金也同樣呈現增加的趨勢；當然，其中必然也有一定的滯後問題，但是以現今的技術水平，農產品的產量應該可以在中短期之內得到一定提升。

另一方面，要確保面向其他所有人民的農產品的供應充足，也是必須開放進口。表明上，這個說法似是跟鼓勵農村投放背道而馳，實則這才是提高大陸農業及食品業質素的最重要關鍵。畢竟，單憑增量的粗放形增長，大陸的農村永遠都走不上高增值之途；當然，有了質素的競爭，其他的問題如食品的安全質素等才會有根本解決的一天。現在大陸政府卻放棄正途，走偏鋒行對外禁運，今天是粉，明天可以是包，最終又會是一個怎樣的局面呢？
自阿當史密斯，市場經濟運作都會被叫做無形之手；不過，常被忽略的是，這雙無形之手最會發揮功用的地方，往往就是在失衡最明顯、但又看似最難解決的問題上面。近年來，大陸的食物安全令人擔心，但又苦無對策；通脹，又是一個尾大不掉的問題。兩者怎樣看也不似有所關連，可是，在冥冥之中，市場運作卻是同時解決兩者的關鍵，要是大陸走自我封鎖的路，問題又如何會得到解決呢？

李兆富

轉載： 蘋果裡的蘋果批

幫助社會上有需要人士，助他們度過一時之難關，《蘋果批》不反對，也相信社會各界都會支持。可是，負責處理福利的機構只懂條件反射的要求加福利開支，而不正視制度的問題，根本無助有需要人士發憤上進。反而會製造福利陷阱，剝削他們自力更生的原動力，令受助人受害。

月初，一名十八歲青年黃葵香，因為福利制度的僵化官僚，最終雙料自殺身亡。阿香是一名大好青年，不願依賴綜援，希望自力更生，藉此為家人改善生活，讓遭鄰居欺凌的智障母親得以離開公屋單位，搬到更適合的地方；同時也希望供養正在求學的妹妹。對他來說，政府提供再多的幫忙，也僅限於解決他的燃眉之急，他不是存心欺騙，依賴政府長期供養，直到永遠。他最大的希望，只是打份工養家。

之不過，這種自力更生的鬥心，在制度之下，反而成為迫他走上絕路的元兇。事緣他漏報早年多領的津貼，社署決定要他的家庭還款，在財政壓力下，最終令一名大好青年走上絕路。如此制度，懲罰願意自力更生的人，根本不是真正幫助有需要人士的好制度。

事隔不足一個月，社署公佈詐騙綜援的個案增加百分之四十五，當中大都是脫離綜援後隱瞞收入的一群人。明顯的是，他們原先已經開始自力更生，制度卻令他們成為詐騙綜援的人。為何會有這樣的事情發生？最關鍵的原因，是因為綜援不設時限。

香港的工作性質，特別是基層工作，由失業到有工開，往往要經歷試工、散工或兼職等，慢慢成為全職。可是，經歷試工、散工或兼職的期間，隨時會再度失業。而綜援制度僵化，剛脫離綜援的人士，要是不幸再度失業，再申請需時，在就業前景不明朗下，惟有漏報，即使他日失業，也有個保障。

同時，綜援用的是公家錢，負責審批的社署，又要批，同時又要為納稅人把關，職能上存有矛盾。制度僵化下，受助人新入職時，綜援不能更靈活處理；社署也要四出打擊所謂「不合資格」的人士，以便交差。

繼續領取綜援反而不會惹麻煩，最終變相懲罰願意自力更生的綜援受助人，令他們更難投入社會。而離開職場越久，越難投入工作，受助人惟有繼續依賴綜援。久而久之，社會上「綜援養懶人」的形象更深。社會有壓力，社署也有壓力，惟有「加大力度」去捉拿所謂「不合資格」的人士，社署一遇到這類脫離失業的事件，便視之為詐騙，不問情由，立即行動。僵化的制度下，最終迫出黃葵香這種悲劇。

要解開這個綜援死結，暫且跳出已有所謂「呃綜援」的民粹框框。想一想，要是為綜援制度設下時限，按不同的年齡、家庭等狀態，訂下限期，在制度上提供誘因，讓有能力工作的離開綜援系，有需要的人有更大彈性由失業過渡至全職工作。而有心濫用制度的人，也有時限所制衡，不會如今天般可以長用長有，令資源可以真正用在有需要人士身上。

試想，要是黃葵香仍然在生，綜援設有期限之下，讓他可以更靈活利用綜援，那場悲劇，說不定能夠避免。只可惜，人死不能復生，現在唯一可寄望的，便是進行制度上的改革，希望黃葵香的悲劇，不會再發生。

高明輝

轉載： 蘋果裡的蘋果批

轉載 ：蘋果裡的蘋果批 December 6, 20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