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下內容轉載: 鉛筆經濟研究社
奧地利學派的歷史可以追溯到15世紀。當時西班牙薩拉曼卡大學（University of Salamanca）寫作和教學的人裡面，有些是聖托馬斯·阿奎納的追隨者，他們試圖解釋所有的人類行為和社會組織，這可以算作奧地利學派的起源了。
這些晚期經院哲學家(Late scholastics)發現，世界上存在某些經濟規律，或者說把原因和結果聯繫起來的不可抗力量，它們的作用和其他自然規律極為相似。此後的幾代人經過努力，在這一基礎上發現並解釋了供給和需求的規律、通貨膨脹的原因、交換匯率以及經濟估價的主觀性質——所以約瑟夫·熊彼得稱讚他們是最早的真正的經濟學家。
晚期經院哲學家是財產權、契約與貿易自由的支持者。他們讚頌商業對社會的貢獻，固執地反對徵稅以及管制價格和商業機構的做法。作為道德神學研究者（moral theologians），他們強烈要求政府也必須服從道德規範，不得偷盜和搶劫。這些經院哲學家實踐的正是後來路德維希·馮·米塞斯的準則：經濟學家的首要任務是告誡政府，什麼是政府不應當做的。
第一篇關於經濟學的論述是1730年理查德·坎迪倫（Richard Cantillon）發表的《論商業的性質》（Essay on the Nature of Commerce），他是個受過經院哲學傳統教育的人。坎迪倫生於愛爾蘭，後來移居法國。他視經濟學為一個獨立的研究領域，並通過「思維實驗 」（thought experiment）解釋價格的形成。他把市場理解為企業的經營行為，同時堅信奧地利經濟學對增發貨幣的看法：增發貨幣對整個經濟的影響是一點一點擴散開來的，同時這種擴散會擾亂價格體系。
緊隨坎迪倫之後的是杜爾哥（Anne Robert Jacques Turgot），他是擁護市場制度的法國貴族，也是舊時代的財政大臣。杜爾哥的經濟作品為數不多但思想深刻。他的《價值和貨幣》（value and Money）清楚地揭示了貨幣的起源以及經濟選擇的實質：這種選擇反映的是經過主觀排序的個人偏好。另外，杜爾哥不但解決了此後困擾古典經濟學家的著名的鑽石與水的悖論，還闡明瞭回報的遞減規律，同時批判了對高利貸的控訴（這是與晚期經院哲學不同的關鍵點。經院哲學家無法解釋利息存在的原因，因此他們認為高利貸是不道德的——譯注）。身為古典自由主義經濟政策的擁護者，杜爾哥主張廢除與政府有牽連的行業的所有特權。
在這位先輩的影響下，18和19世紀法國湧現出眾多偉大的經濟學家，其中最引人注目的要數薩伊（Jean Baptiste Say）和巴斯夏（Claude-Frederic Bastiat）了。薩伊是最早深入研究經濟學研究方法的人，他認識到，經濟學的任務並不是收集各種數據，而是說明普遍的事實（比如，需求是永無止境的，可使用的資源是稀缺的）及其邏輯含義。
薩伊創立了確定資源價格的生產力理論，這一理論確定了資本在勞動分工中的角色，也就是「薩伊定律」：如果容許價格變化，自由市場上不可能發生持續的「生產過量」或者「消費不足」。和巴斯夏一樣，薩伊也是積極為自由放任和工業革命辯護的人。身為信奉自由市場理論的撰稿人，巴斯夏進一步爭辯說，非物質的服務和物質財貨一樣，都要受經濟規律的制約。在巴斯夏發表的眾多經濟諷刺論文中，有一篇清楚地說明了「破窗理論」的謬誤，經過亨利·黑茲利特（Henry Hazlitt）的推廣，今天大家都知道這是這一「理論」有多麼荒謬。
奧地利學派正式成型前的傳統，靠的就是理論的不斷完善，而18世紀末19世紀初英國學派（the British School）的名聲之所以日益顯赫，主要是受政治影響的結果。最終，英國傳統（基於客觀成本理論和勞動價值論）導致了馬克思「資本主義剝削」理論的誕生。
到了1871年，卡爾·門格爾（Carl Menger）的《國民經濟學原理》問世了，在此後的若干年間，處於統治地位的英國經濟學首次面臨一系列的挑戰。作為奧地利學派的創始人，門格爾復興了「經院哲學—法國」式的經濟學，並為之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和當時的瓦爾拉斯（Leon Walras）和傑文斯（Stanley Jevons）的作品論述的一樣，門格爾清楚地揭示了主觀基礎之上的價值理論，並第一次完整地闡釋了邊際效用理論（個人佔有的某種財貨的數量越多，他賦予每單位財貨的價值越小）。另外，門格爾還說明，自由市場上的貨幣產生的原因是人們需要一種最適合交換的商品，大家並不把這種商品用於消費，而是用於交換。
門格爾的《原理》是經濟科學史上「邊際主義革命」的中流砥柱之一。米塞斯曾說「自己因此成為經濟學家」，當然他指的並不是僅僅門格爾的貨幣和價格理論，還包括門格爾在這一領域運用的方法。像此傳統下的先輩們一樣，門格爾是一名古典自由主義者和方法論個人主義者，他把經濟學視為個人選擇的科學。當時，德國歷史學派排斥理論，認為經濟學不過是一種數據的堆砌，目的在於為國家服務。《原理》出版12年後，門格爾發表了《考察》，反駁德國歷史學派的看法。
門格爾曾任維也納大學的經濟學教授，還擔任過年幼但命運多舛的哈布斯堡皇儲魯道夫的老師。門格爾認為，經濟學是建立在演繹邏輯之上的關於人類行動的科學。他不但革新了經濟學，也為此後的理論家確定了反駁社會主義思想的方法。的確，他的學生維塞爾強烈地影響了哈耶克的晚期作品。今天，門格爾的著作仍然是經濟分析的卓越讀本。在某種程度上，每個奧地利經濟學家都將自己視為門格爾的學生。
在因斯布魯克大學 （University of Inn**ruck），有一位門格爾的仰慕者和追隨者，他就是龐巴維克（Boehm-Bawerk）。龐巴維克繼承並重新表述了門格爾的理論，用其分析包括價值、價格、資本和利息在內的許多問題。他的《利息理論的歷史和批判》誕生於1884年，徹底清算了思想史上各種謬誤，並極力辯護利息率並非人造的產物，而是市場的固有部分。它反映了普遍存在的「時間偏好」這一事實，相對於未來的人們總是更為偏愛眼前的滿足。
龐巴維克的《資本實證論》證明了，正常的商業利潤率就是利息率。資本家必須節省資金，支付工人工資，只有等到最終產品出售之後他們才能獲得利潤。龐巴維克還說明，資本並不是同質的，而是一種包含時間維度的複雜結構。經濟發展的原因並不僅僅是資本投入的增加，還包括越來越長的生產過程。
在資本主義的剝削問題上，龐巴維克和馬克思主義者展開了長期論戰。共產主義在俄國取得勝利之前，他就駁斥了社會主義者關於資本和工資的種種學說。龐巴維克還組織了私人討論會，這也是此後米塞斯在維也納的私人討論會的先例。
龐巴維克支持那些遵循無可動搖的經濟規律的政策。在他看來，干預主義是在擾亂市場經濟的各種力量，因此必然無法獲得長期成功。在哈布斯堡統治時期的最後幾年裡，龐巴維克三次被任命為財務大臣，努力實現金本位、自由貿易、預算的平衡和穩定的貨幣，取消出口補貼以及其他壟斷特權。
龐巴維克的研究和作品為奧地利學派提供了統一的分析經濟問題的方法，也為奧地利學派在英語世界開闢了一席之地，產生了深遠的影響。但是，龐巴維克並沒有在門格爾的貨幣思想上投入太多的精力，而貨幣問題正是「宏觀」和「微觀」方法的交匯點。身為奧地利商業委員會的經濟顧問，年輕的米塞斯（Mises）接受了這一任務。
米塞斯的研究成果是1912年出版的《貨幣和信用理論》。米塞斯在書中清楚地說明了邊際效用理論該如何應用於貨幣問題，並構築了自己的「回歸分析理論」，根據這一理論，市場不僅僅是貨幣的發源地，還是貨幣存在的必要條件。借助英國的貨幣學派的成果、威克塞爾的利息理論和龐巴維克的生產結構理論，米塞斯描繪了奧地利商業週期理論的宏偉輪廓。一年之後，維也納大學為米塞斯提供了教職，而龐巴維克的私人討論會也花了整整兩個學期專門討論米塞斯的作品。
米塞斯的學術生涯因為第一次世界大戰中斷了幾年。其中三年是在某個炮兵司令部度過的，還有一年是在經濟情報部門度過的。戰後，他的《民族、國家和經濟》（1919）問世了，在書中，米塞斯堅決主張，儘管帝國已經分裂，處於少數的人仍應當享有經濟自由和文化自由，此外他還清楚地說明了戰爭的經濟影響。同時，通過蔡斯國家銀行的經濟學家小本傑明·M·安德森（Benjamin M. Anderson, Jr.）的努力，美國學者也開始注意米塞斯的貨幣理論了。（約翰·梅納德·凱恩斯對米塞斯的作品吹毛求疵，當然他後來承認自己不懂德語）
戰後的政治形勢一片混亂，在深受社會主義影響的奧地利政府中，馬克思主義者奧托·鮑爾（Otto Bauer）是主要的理論家。米塞斯曾在龐巴維克的私人討論會上見過此人，在與米塞斯多次徹夜交談之後，鮑爾終於放棄了推行布爾什維克式經濟政策的計劃。奧地利的社會主義者因此與米塞斯結下世仇，他們在學術上領域迫害他，成功地阻止他獲得維也納大學的教授職位。
但米塞斯並未理會這一切。1921年，他針對社會主義自身的問題發表了《社會主義公有制中的經濟核算問題》，米塞斯也因此一鳴驚人，兩年後他將這篇文章擴充為《社會主義》。米塞斯指出，社會主義既然承諾取消資本財貨的私有產權和交換，就必定無法把資源分配到最有價值的地方。米塞斯預測說，社會主義將會走向極度的混亂和文明的終結。
在米塞斯的責難之下，社會主義者不得不嘗試用經濟學解釋這一社會的運轉情況，而該話題正是此前的社會主義者一直迴避的。奧地利經濟學和社會主義者之間關於這一問題的論戰持續了不止十年，直到1989年世界範圍內的社會主義徹底崩潰為止，而學術界人士長期以來都認為社會主義者已經成功的解決了那些難題。
這一時期，米塞斯為自由市場所作的辯護轉變了不少社會主義支持者的思想，這些人包括哈耶克（F.A.Hayek）、羅普克（Wihelm Roepke）、羅賓斯（Lionel Robbins）。米塞斯還在維也納商業委員會的辦公室開辦了私人討論會，參加者有馬克盧普（Frits Machlup）、摩根斯坦（Oskar Morgenstern）、赫伯勒（Gottfried von Haberler），舒爾茨（Alfred Schutz）、斯蒂格（Richard von Strigl）、沃格林（Eric Voegelin）、羅丹（Paul Rosenstein-Rodan），還有許多來自歐洲各地的知識分子。
整個20世紀二三十年代，米塞斯一面駁斥社會主義者，一面與德國歷史學派論戰。他寫了一系列文章為經濟學的演繹方法論辯護，沉重打擊了德國歷史學派，此後他稱這種演繹方法論為「人類行動學」（praxeology）或者「行動的邏輯」（logic of action）。米塞斯還創辦了奧地利商業週期研究所，由他的學生哈耶克負責。
在那裡，哈耶克和米塞斯共同進行了多項關於經濟週期的研究。他們警告人們信用擴張的危險，預言了即將發生的貨幣流通危機。1974年哈耶克獲得了諾貝爾經濟學獎，在獲獎發言中，他談到了當年的研究成果。到英國和美國後不久，哈耶克成了凱恩斯經濟學的主要反對者，他寫了大量關於兌換率、資本理論和貨幣改革的論著。他的通俗作品《通往奴役之路》為美國古典自由主義在羅斯福新政和二戰後的復興提供了很大幫助。哈耶克的巨著《法律、立法與自由》發展完善了晚期經院哲學家對法律的看法，並將這種思想用於批判社會正義之類的幻象和平均主義。
20世紀30年代後期，剛剛經歷了世界範圍經濟蕭條的奧地利又面臨被納粹佔領的威脅。在米塞斯的催促下，哈耶克1931年就離開奧地利遷往倫敦，1934年米塞斯接受了日內瓦大學高級國際經濟關係學院（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Graduate Studies）的教職，來到了日內瓦，不久之後又移民美國。因為米塞斯公開反對國家社會主義，納粹沒收了他留在公寓的論文，戰爭期間這些論文被藏匿起來。具有諷刺意義的是，正是米塞斯的思想（借助羅普克的普及和艾哈德（Ludwig Erhard, 1897-1977）的政治才能——艾哈德是戰後聯邦德國經濟委員會的主管，他不顧佔領當局的反對，取消了價格管制，聯邦德國的經濟因此開始復興——譯注）引導了戰後德國的經濟改革和重建。1992年，奧地利檔案保管人員在莫斯科公開的檔案裡發現了米塞斯在維也納被盜的論文。
在日內瓦期間，米塞斯完成了他的巨著《國民經濟學的基本問題》。米塞斯到美國之後將其加以修訂和擴充，成為1949年出版的《人類行為》。他的學生羅斯巴德稱這本書是「米塞斯最偉大的成就，本世紀人類思想最傑出的作品，經濟學因此融為一個整體」。這本書的出版是奧地利學派的歷史上的重要事件。今天，《人類行為》仍然是能夠標誌奧地利學派的經濟學著作。雖然如此，這本書並沒有獲得學術界人士的廣泛認可，因為那些人已經徹底倒向凱恩斯主義了。
儘管米塞斯從未取得他應得的付薪教職，但他繼續發揚維也納的傳統，在紐約大學時米塞斯周圍仍然聚集了不少學生。另一方面，早在米塞斯移民之前，身為記者的亨利·黑茲利特就已經成了他最主要的擁護者，他在紐約時報和新聞週刊上發表了米塞斯著作的書評，黑茲利特還在自己的經典作品（例如《經濟學一課之師》）中宣傳米塞斯的思想。黑茲利特也為奧地利學派做出了自己的貢獻。他逐字逐句的反駁了凱恩斯的《通論》，為薩伊的作品辯護，重建了薩伊在奧地利宏觀經濟理論領域的重要地位。黑茲利特以米塞斯為榜樣，在原則問題上毫不妥協，他也因此被迫放棄了四個新聞輿論界的高薪職位。
米塞斯1973年逝世，他在紐約的私人討論會直到此前兩年才停止。這些年間，羅斯巴德一直是他的學生。羅斯巴德的《人、經濟和國家》就是根據《人類行為》寫作的，並且在某些領域——壟斷理論、效用與福利、關於國家的理論——鞏固並發展了米塞斯的觀點。羅斯巴德研究奧地利經濟學的方式直接遵循晚期經院哲學思想的原則，即在財產的自然權利理論的框架內應用經濟科學。他發展出一整套的建立在私有財產、合作與契約自由之上的，為無國家的資本主義社會秩序而辯護的理論。
羅斯巴德在後來的經濟論文中考察了大蕭條，他應用奧地利商業週期理論說明，股市崩潰和經濟低迷都是之前信用擴張的結果。此後，羅斯巴德開展了一系列關於政府政策的研究，從中建立了一套用於檢查對市場的各種干預之結果的理論框架。
米塞斯晚年終於見到了奧地利學派的復興，這種復興從《人、經濟和國家》的出版開始，一直持續到今天。正是羅斯巴德的作品，尤其是他關於美國殖民史和脫離英國的四卷本著作《堅信自由》（Conceived in Liberty），確立了奧地利學派和古典自由主義思想在美國的地位。在羅斯巴德的哲學論著《自由的道德》（The Ethics of Liberty）中，他將自然權利理論和奧地利學派結合起來。羅斯巴德關於經濟學的學術作品都被集為兩卷本的《行動的邏輯》（Logic of Action），收錄於愛德華·埃爾加編纂的《本世紀的經濟學家》（Edward Elgar』s 「Economists of the Century」）叢書中。
這些具有開創意義的著作，成為米塞斯-哈耶克那一代奧地利學者和今天努力發揚這一傳統的奧地利經濟學家之間的關鍵橋樑。確實，若沒有羅斯巴德那種敢於反抗自己時代思想潮流的勇氣和勤奮，奧地利經濟學傳統可能已經停滯了。羅斯巴德深厚的學養，充沛的精力，廣博的知識，以及對未來的樂觀態度，鼓舞了無數的學生投身自由的事業。
今天，奧地利經濟學已經取得了比20世紀30年代以來任何時候都要顯赫的地位。雖然如此，像前輩米塞斯一樣，羅斯巴德並沒有被學術界的普遍接受。羅斯巴德晚年在拉斯維加斯獲得了內華達大學的教職，卻從未被授予指導論文的權力。儘管如此，他還是成功地將許多活躍的各學科間的奧地利學派學者組織起來。
1982年，在麥吉特·馮·米塞斯（Margit von Mises米塞斯夫人——譯注）、哈耶克和黑茲利特的資助下，米塞斯研究所（Ludwig von Mises Institute）成立了，這為羅斯巴德和奧地利學派提供了大量的發展機會。通過定期召開的學術會議、教育研討會、各種書籍、專論、時事通訊、研究項目以及影片，羅斯巴德和米塞斯研究所在後社會主義時代推動著奧地利學派繼續發展。
羅斯巴德編輯的《奧地利經濟學評論》於1987年創刊，從1991年開始每年出版兩期，1998年改為每四個月出版一期——也就是現在的《奧地利經濟學季刊》。從1984年起，米塞斯研究所每年都要開展夏季教育培訓活動（instructional summer school）。在那段時間，羅斯巴德發表了他對經濟思想史的研究成果。兩卷本的《經濟思想史的奧地利學派解讀》（An Austrian Perspective on the History of Economic Thought）代表了羅斯巴德的最高成就，這部書擴展了經濟學的歷史，將幾百年間的著作包括在內。
借助米塞斯研究所舉辦的會議和提供的助學金、研究指導、參考書目，在某種程度上，美國和其他許多國家的經濟學和社會科學各個學部事實上都受到奧地利學派的影響。奧伯大學（Auburn University）召開的一年一度的奧地利學者大會吸引了世界各地的學者談論、辯論和運用奧地利經濟學。
歷經興衰起伏，這一偉大的思想流派的歷史同時也是一個動聽的故事，它告訴人們，偉大的思想如何依靠自己的創造力和勇氣抵抗邪惡，推動科學的進展。現在奧地利學派進入了一個新的繁盛時期，支持自由社會已經成了知識界的共識。感謝那些大無畏的、才華橫溢的先輩們，他們創造了奧地利學派的歷史，感謝那些和米塞斯研究所一同繼承奧地利學派傳統，努力發展這一學派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