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1-2009 

不久前蒙代爾在廣州接受訪問，說美國的金融災難幾個月後會平息，經濟復甦，而歐洲會遲三幾個月。我問他的一位朋友︰「羅拔怎麼這樣樂觀了？」此君回應︰「羅拔去年九月，雷曼兄弟之後，接受訪問，也是在廣州，說兩星期後災難會平息，但今天看顯然是錯了。」

蒙代爾是我知道的經濟大師中對目前的金融災難看得最樂觀的人。最悲觀的可能是克魯格曼。此君說一切都太遲了，真正的大蕭條要到二○一一年才出現。兩個極端之間，大師們各持己見。貝加初時樂觀，後來逐步調校轉悲，可能還要調校多次（一笑）。盧卡斯看好聯儲的應對，比較樂觀，不知會否調校一下。其它幾位諾獎得主的看法我拜讀過，悲喜不論，看法各各不同，沒有衝突，只是不同，加起來是一幅看不通的圖畫。

作為一門科學，經濟學這次真的令人尷尬了。是發展了二百多年的學問，參與的天才無數，怎麼事發後好幾個月，大師們還是眾說紛紜呢？顯然是因為目前的金融災難歷來少見，也非常複雜。

讀到的報道加不起來，我自己也糊塗了。然而，幾個月後的今天，我還是認為自己開頭的直覺分析大致上沒有錯。有兩點。一、美國的借貸與抵押的比率──我稱為浮沙指數的──遠高於一，是太高了。究竟有多高我不清楚。二、通過衍生工具與保險安排，美國金融市場的合約縱橫織合，以致一出事牽涉到的層面甚廣。從這兩點看，今天美國的金融風暴比三十年代的大蕭條嚴重，但過了七十多年，知識增加了，政府的反應遠為迅速。

起因與三十年代的有不同之處，但帶來的效果大致相同。這就是人民的財富一下子暴跌，使前對退休、後要養育的五、六十歲的職業有成的人士紛紛採取防守策略。可以節省的節省，可以不花的不花，而僱主們得過且過，可以減少人手就減少了。我不同意幾位美國專家的估計，他們說美國今年的失業率會高達百分之九。我認為會是兩位數字。

明顯地，要挽救上述的困境，我們要把人民的財富再推上去，或把人民對未來的收入預期改善。大唱好調，或高呼搶救，皆無補於事。更改預期要有事實的轉變才有說服力。從經濟學的角度衡量，政策上有三方面可以做，也可以三方面一起做。問題是哪方的效率最高。第一方面是以宏觀政策刺激投資與消費，屬凱恩斯學派，鼻祖當然是凱恩斯。第二方面是推出貨幣政策，掌門人是兩年前謝世的佛利民。第三方面是以微觀或價格理論的分析處理——這方面，經過半個世紀的勤修苦練，我熟習如流水行雲，虛無飄渺之境不見前人矣。

在分析上述三派政策的孰高孰低之前，我要再提出天才費沙的簡單而重要的方程式：財富等於收入除以利率（W=Y/r）。這方程式不可能錯，只是闡釋要有點功夫。財富（W）是指資產的價值，包括人本身也是資產。利率（r）有多種，這裡淺說，是指市場的大概利率。比較困難是收入（Y）的闡釋。費沙含意著的是年金收入（annuity income），到了佛利民則稱為固定或永久性收入（permanent income）。這是說，一個人向前看未來，他預期的收入可以有或高或低的轉變，但不管怎樣變，預期穩定了，高低不平的未來預期收入可以化為一個固定的年金收入，而財富是這年金收入除以利率。通常以人壽無限算，有壽限，方程式要略為更改，但財富是收入以利率折現的觀點不變。

人民對收入的預期是可以轉變的，這轉變會導致財富的轉變。另一方面，財富也可以受到衝擊而轉變，而此變也，通過複雜的變化，會導致收入的轉變。篇幅所限，這裡不分析財富轉變帶來收入轉變的過程，只是指出財富與收入有互相影響的關係，費沙的方程式不會錯。目前的金融困境，是財富一下子暴跌，收入正在向下調整，要怎樣處理才可以挽救呢？

茲試分析上述三派的處理方法如下：

（一）宏觀派。這派主要是由政府花錢投資，刺激消費，加上一個乘數效應。這就是不久前北京推出的以四萬億鼓勵「內需」的方法了。無可避免的浪費不論（中國多半會有的貪污也不論），這種「宏觀」出手是可以增加就業與收入的，容易明白，今天地球紛紛採用。此派的大缺點，是人民的收入增加只是過渡性或暫時性的，transitory income是也。不是費沙的annuity income或佛利民的permanent income。以北京提出的驚世駭俗的四萬億為例，某些參與政府投資項目的機構的股價可能上升，但十三多億人口，人均三千，什麼乘數效應會多加一小點，有誰會因為這暫時性的收入增加而去購買房子呢？台灣每人派一點錢，澳門每人派多一點錢，與北京提前及加速原定的公共項目措施相比，只是給人民一點聖誕禮物。以之救金融災難嗎？作白日夢！

是的，宏觀派可以增加短暫的收入，有短暫的增加就業的效應，但花錢更多也不可以把收入與財富的惡性預期扭轉過來。另一方面，如果這宏觀派之法不斷繼續，最終的效果是「非中國式的社會主義」。

（二）貨幣派。這裡的處理手法是大手減利率及放寬銀根，是佛利民之見。說實話，這方面目前美國聯儲主席伯南克做得好，一百分。佛老地下有知，當可告慰矣！問題是：如果六個月後美國的經濟還見不到有明顯的復甦跡象，佛老研究多年所得的一個重點恐怕要付諸流水。

在某些情況下，大手地放寬銀根可以增加財富，可以刺激消費，二者相加是會增加人民的收入預期的。目今所見，是信貸推不上去，是以為難。聯儲把貼現利率減至零點五，是歷史新低，而借貸儲備一個月內提升了幾倍。然而，銀行貸款的利率高企於六厘左右，信貸總額推不上去。究其因，可不是凱恩斯發明的流動性陷阱（liquidity trap），而是訊息（或交易）費用左右著。銀行不願意借出，更不願意低息借出，因為市場形勢惡劣如斯，他們無從肯定借者會還錢。別的不說，信用卡也收不到錢不是很有說服力嗎？另一方面，人民一般自身難保，大手借錢恐怕要準備申請破產了。

如果貨幣政策能解決美國目前的困境——原則上是可以的——有過半機會帶來另一項麻煩：通脹急升，債券大跌，而在利率大升的情況下美元可以跌得面目無光。今天我給伯南克一百分，如果他能以貨幣政策成功地扭轉劣局而不惹來這些麻煩，我恐怕要站起來給他三鞠躬。貨幣政策的困難是適度無方。

（三）微觀派（也即是價格理論派）。此派也，主張的是我提出過的鼓勵「內供」的方法，也即是鼓勵人民自己增加投資與產出。以美國為例，最重要的是取消最低工資（目前連福利算每小時約十一美元）及撤銷工會的約束競爭的權力。這裡的關鍵，是美國先要讓物價迅速下降，從而守住人民的實質財富與實質收入會繼續下跌的劣勢，穩定了基礎再上升。這是中國九十年代的經驗。然而，目前的美國，因為工會與最低工資法例的存在，物價調整的靈活性被鎖住了。撤銷工會的權力及最低工資，不僅物價易於調整，工資的下降會立刻協助就業，企業的租值會立刻上升，股市的彈起會協助樓價止跌，而財富的上升會把人民對收入的不良預期扭轉過來。再者，沒有工會及最低工資的左右，市場增加了靈活性，貨幣政策會遠為容易生效。

沒有最低工資法例，今天在最低工資之上還有工作的受損甚微，換來的是減少了炒魷的恐懼，睡得好一點，收入的預期會增加。因為工會而獲高薪的可能會受損：他們可能寧願賭一手不會失業。企業老闆會見到生意上升，也會見到租值重來。政府花那麼多錢救市，買斷工會的權力應該會相宜一點吧。是政治上不容易處理的困難，我不懂。

宏觀派效能短暫；貨幣派運作維艱；微觀派政治不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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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載 Hong Kong Economic Journal
P18 | 中港評論 | By 張五常 2008-09-19

北京要重視經濟解釋學

　　說真話，我再不知道今天眾說紛紜的經濟學是些什麼學問了。懂也好，不懂也好，沒有誰不同意化學、物理、生物學等是關於什麼的。經濟學呢？我這個專家再也摸不準。有搞數的，稱數學經濟，其實就是數，可惜數學家一般認為是不到位的數學。有搞統計的，稱計量經濟，其實就是統計，運情好一點，因為統計專家不敢說是低檔的統計技術。有說故事的，用方程式說，稱博弈理論，名副其實，從事者是搞博弈遊戲，無從驗證，與真實世界是扯不上關係的。有為改進社會的，稱福利經濟，其實是自我陶醉，或希望有政府招手。有搞預測的，其實是看風水，而風水先生這個行業盤古初開有之，懂得怎樣說生意滔滔也。何止十八般武藝，也難怪今天的「經濟學家」多如天上星，屈指難算矣。

解釋人類行為

　　我是搞經濟解釋的，是另一種。這是以基礎的理論原則及概念來解釋人類的行為，或是解釋由人類行為促成的現象。這門學問始於史密斯（國內稱斯密），經過好幾位大師發揚，盛極於上世紀的六十年代，其後日漸式微。六十年代我猛攻當時的「經濟學」，遇到大師無數，都教我或影響了我。六九之後，我不讀他家之作，要過一下獨自思考的樂趣，而八二回港後，集中於中國發展的研究，與昔日的師友除了問好不談經濟。中國的問題當年的師友是沒有興趣的。

　　我是個崇尚傳統的人。從史密斯到李嘉圖到米爾到馬歇爾到費沙到魯賓遜夫人，他們的思想我皆熟如流水，而跟背得出的就是六十年代影響過我的師友的作品了。欣賞、佩服、衷心感激，但也認為前輩的思想這裡那裡有沙石，要大事清理。我選用的清理之法，是不斷地在街頭巷尾跑，以學得的理論及概念試行解釋所見所聞，每遇困難，我會嘗試深入地調查實情，或把理論或概念修改一下。三十多年這樣操作，不分什麼微觀、宏觀的，自覺解釋世事得心應手，很有點自豪。二○○○年，六十五歲，我坐下來一口氣地寫了兩年，這就是今天懂中文的同學們喜歡讀的三卷本的《經濟解釋》了。

　　何謂解釋——何謂科學解釋——我在《科學說需求》的第一章——《科學的方法》——說得詳盡，這裡不多說了。

這裡要再澄清以前說過的：預測與推測是兩回事。前者要靠水晶球，或靠看風水，說不上是科學。後者是要有條件的，經濟學稱局限條件。推測或推斷是說，如果某些局限條件有所轉變，人的行為一定會跟轉變，也即是說現象或效果會跟轉變。所謂理論——經濟理論——是一些約束行為的規律。於是，有了局限轉變的出現，在理論約束下，人的行為轉變一定會是這樣而不是那樣的。這是推測或推斷，不是預測，懂得怎樣處理，調查夠深入細心，可以推得很準確。

解釋與推測之別

　　解釋與推測是同一回事！這一點又要多說幾句。如果我們見到一個現象——例如為什麼買賣門票出現炒黃牛——我們要追溯是什麼局限條件的轉變才導致黃牛的出現，而驗證的方法是如果條件的轉變是倒轉過來的，黃牛不會出現。這是解釋，與推測或推斷是同一回事，只是出發點不同。推測是我們先見某些局限的轉變，然後問什麼現象或行為會跟發生。解釋是先見現象然後追溯局限的轉變。推測或推斷可以很簡單，沒有讀過書的小孩子有機會推得準，也可以很複雜，非常複雜，除非你是天才，沒有下苦功學過不可能辦到。這複雜性起於我們存在的是一個複雜的世界，局限條件通常千變萬化，往往牽一髮而動全身，有多方面要一起考慮。這是為什麼我堅持理論以簡單為上，而把理論簡化，我花了數十年心機。世界的局限一般複雜，以複雜的理論來解釋複雜的世事，成功機會一般是零。

　　轉談北京吧。這幾年他們推出不少政策。一項新政策是說局限有一項新轉變，「解釋」的工作是要推斷什麼現象會跟發生。複雜頭痛，不僅因為一項政策之內有不少條文，而政策與政策之間必然互相影響，效果如何——跟的行為或現象如何——要推斷或解釋可真不易。

解釋牽涉價值觀

　　我的投訴，是北京推出的政策看來是沒有經過經濟解釋的方法來推斷什麼會跟發生。有些人是天生不用懂什麼經濟學的，對政策效果的感受好，用不分析什麼。蠢人不說，但不少聰明才智之士，其感受很不對頭。當年老師艾智仁就曾對我說，二十世紀最偉大的天才愛因斯坦，對經濟的感受是零分。很不幸，我看不到目前北京設計政策的人有很好的經濟感受。毫無貶低之意：如果智力高就經濟感受好，經濟解釋的法門對政策的取捨是沒有幫助的。佛利民在生時幾次對我說，數之不盡的人──包括數之不盡的聰明人──不可以學經濟。

　　轉到本文的重要話題吧。一項政策會帶來的效果，原則上經濟解釋可以推斷得很準確。這些效果是否可取，或是否有益社會，見仁見智，牽涉到價值觀。這些不是作經濟解釋的專長。任何人都有自己的價值觀，我當然也有自己的。但當我說某政策的效果是好或不好，我是先用客觀的科學方法，解釋或推斷這些效果會出現。後者是經濟學者的本份，他的價值觀如何政府不要管。政府要管的是政策的效果是否經過嚴格的邏輯分析，其推斷是否有經濟解釋的專業水平。

　　這些日子北京推出的政策，效與願違相差甚遠，顯示設計這些政策的人或則沒有作過經濟解釋的推斷分析，或則專業水平不足。我也不懷疑有些人混水摸魚，為了增加自己的權力或受到某些壓力團體的左右，推出對社會為禍不淺的政策。在先進之邦，或腐敗之國，這些行為常有。我認為這些年中國的共產黨不容許這些行為。改革三十年，胡作非為，中國不會有今天。

政策效果要說得一清二楚

　　這裡我要誠懇地作出如下建議：北京的任何謀士建議任何政策，必須通過經濟解釋的方法，用上嚴謹的邏輯，詳盡可靠的資料，把這些政策將會帶來的效果說得一清二楚。這些推斷要找懂得經濟解釋的人作評論。牽涉到國家整體，是對是錯其差別動不動以千億算，雙方都要負責。建議政策推錯了效果的要負責，評論的人認為效果是另一回事，推錯了也要負責。賞罰分明，至於賞什麼罰什麼，我的書生之見不便說了。但如果對政策效果的推斷可以下賭注，我會是個常客吧。

　　回頭說今天眾說紛紜的經濟學，是些什麼我搞不清楚。但何謂經濟解釋，因為有科學方法的約束，倒是清楚的。北京今天要重視的不是經濟學，而是經濟解釋學。

文中小題為本報所加

                                 

不愉快的後記

上文寫於二○○七年八月。除了中央銀行把朱鎔基的貨幣制度左改右動，我當時認為中國經濟改革的三十週年有數之不盡的理由要大事慶賀一番。我沒有注意到新勞動合同法：二○○七年六月二十九日通過，二○○八年一月一日施行。北京沒有徵求過縣政府的意見。

二○○七年十月我收到該新法的文件，只略看內裡的九十八條就知道是災難性。當時正在寫一系列關於通脹的文章，要到十二月才有機會評論該新法。十二月十三日發表第一篇，批評該法的文章，支持的聲浪高得很（注四十七）。然而，二○○八年一月二十七日，六個政府性質的部門在北京大學舉行會議，反對我的說法。我前後寫了十一篇評論文章，主要是解釋北京不明白的市場與機構或公司之間的關係。這系列文章起不了多少作用：二○○八年三月在北京舉行的會議中，有關當局顯然固執地要推行該法。

基本上，新勞動合同法說，僱用勞力或員工的合約再不能自由了。這些合約要服從政府規定的嚴格條件。超時及假日工資加倍，僱主提供的食宿不能從工資扣除，合約要用文字寫出來，員工的假期及福利要這樣那樣，工會受到鼓勵，革職的程序改了——全部是維護勞工的利益，也引進了近於美國大學的終身僱用制：一個員工在一家機構工作了十年就不能被革職，直至退休。

雖然時間剛好吻合，我不敢說中國股市的暴跌是新勞動法與北京的三月會議引起的。正如牛頓所說，只有上帝才明白股市的變動（注四十八）。我也不敢說二○○八年頭兩個月的出口急跌，尤其是玩具與成衣，是新勞動法的效應。雪災是記憶中最嚴重的。可以說的是山東的一個地區，約一百二十家韓國人擁有的工廠，在春節假日中悄悄地關閉，員工假後回來見大門鎖上，內裡無人。該新法對舊機構的損害比新機構為甚，成千上萬的在舊工業區的工廠關門，骨牌效應推到工業的後援行業去。員工被革職的無數，不少舊工業區的食肆破產。工人有聯群上街的行動。

見到工業的發展一時間轉暗，北京某部門認為次貸風暴與美國不景是原因。不對，越南、印度、巴基斯坦等地的輸出是上升了。沒有疑問，新勞動法觸發了工業轉移到其它廉價勞力的國家去。好些檔次較低的在中國的工業投資者搬家，尤其是搬到越南。有些在外地興建工廠，可開工時會把客戶一併帶去。

不能想像北京不知道這些事。他們一定知道。為什麼呢？為什麼到了二○○八年三月，負面效應那麼明顯，他們還在堅持新勞動法的執行呢？除了律師與一小撮勞工，所有的人都受損。廣東的省長說，政府的政策要考慮到員工、僱主與政府本身的利益，但新勞動法對這三方面都有損害。明顯地，北京的三月會議這位省長之見沒有受到歡迎。

我看不到有什麼壓力團體會因為新勞法而獲益。幾位律師朋友也反對該法，說預期的生意增加補償不了處理員工問題的麻煩。考慮到該法在中國經濟改革三十週年及北京奧運的大日子推出，難以明白。

我有三個可能的解釋，最可能是三者的合併，雖然經濟邏輯加不起來。其一是北京不知道自二○○○年開始，中國的貧苦農民的收入出現了史無前例的迅速增長。不容易知道。月入人民幣一千六百以下的不用報稅，流動的勞工一般不報，這些人的收入不易估計。更重要是農村的戶籍人口依然多，雖然不少流動去了。如果以農戶的總收入除以戶籍人口，一個不實的低數字會出現。

二○○四年一月，兩位中國作者出版了一本贏得國際讚譽的書。這本書提供資料，說中國農民實在苦（注四十九）。一年後，世界銀行的報告說，中國進入了世界貿易組織後，農民的生活轉壞了。這些言論，在中國歷史上農民的生活改進得最快的時刻說出，是不負責任的。是的，就是到了二○○八年三月三日，林毅夫在上述的北京會議講話，說中國的收入分配愈來愈不合理。這是他的報告主題（注五十）。毅夫是負責農業政策的人，怎可以不知道農民的日子從來沒像今天那麼好？他怎可以不知道從百分比的增長看，中國的貧富差距這幾年正在急速地收窄？

新勞動法的意圖是幫助窮人，但二○○八年一月十七日我發表文章，推斷中國貧民收入的直升線，會因為此法而折下（注五十一）。這折下是明顯地開始出現了。

第二個推出新勞動法的可能理由，是國家主席胡錦濤提出了要優化結構的觀點（注五十二）。沒有人有理由反對，但不幸地，這觀點被不少人闡釋為要取締低科技、勞工密集的行業。我們不要忘記經濟改革的主旨，是要使貧苦大眾脫離飢寒交迫的困境，而在人口那麼多的中國，科技的發展是要讓低下階層在下面競爭而把上層的科技推上去的。

最後一個可能的理由，是西方經濟學的不良影響。那所謂效率工資理論，其可靠性有疑問（注五十三），但回歸的經濟學博士闡釋為工資愈高，工人的產出愈多。如果說有兩組生產力完全一樣的工人，工資較高的一組會產出較多，我可以接受。這只不過是說如果刊物的老闆把我的稿酬加倍，我的文章會寫得可讀一點。但一個僱主究竟要員工在哪個水平操作呢？工資較低的那一組怎樣了？為什麼最低的工資要讓置身事外的政府來決定？

回到這篇文章的主題，我們要問：正在競爭的縣的權力怎樣了？雖然通過新勞動法之前沒有徵求過他們的意見，但我說過，他們對中央上頭的不當干預有頑固的彈性抗拒力。他們會怎樣應對呢？目前，大部分的縣對新勞動法忙顧左右。可惜這一次不容易抗拒。有三個原因。其一是新法之前有舊勞動法，軟性的，基本沒有執行。新勞動法引起人們注意違反舊法的舊帳。其二，因為新法中的第十四條（終生僱用條款），僱主與員工要回頭看十年的已往。最後，北京建議如果員工起訴僱主，政府提供律師費。一團糟！

如果北京堅持要執行新勞動法，效果會如何？上文說過的不論，兩項發展是肯定的，其實已經開始出現了。其一是企業會採取逃避性的合約安排，不僅是員工合約，企業本身的合約結構也會改變。這會使交易費用上升，對經濟發展不利。其二，從事生產的老闆會多置機械，解雇那些生產力較弱的員工。目前的情況，是倒閉的大部分是較小的或在「邊際」的工廠。這可能使北京認為他們成功地推進科技，減少了勞力密集的產出，但實際上，科技的進步會因為少了下層的勞動力支持而轉慢了。

今天，北京當局顯然忘記了鄧小平的對改革過程幫助很大的格言：試一試，看一看。他們應該選幾個縣來試行新勞動法，監管與觀察他們的表現，與沒有推行此法的其它縣比較一下，然後才決定去不去馬。

中國的情況轉變得快，我要指出這後記寫於二○○八年四月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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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八年五月九日，新勞動合同法的實施規則刊於網上，以五月二十為限期，徵求公眾意見。一些律師認為這些規則是對該法作出修改，希望減少對經濟的衝擊。五月十二日四川地震，經濟問題被擱置了。炎黃子孫的靈氣與大自然的摧毀力交上了手。地球上的人看著，深表關懷，也對一個民族意志的凱旋增加了仰慕。

五常，二○○八年五月三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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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四十七　張五常，《新勞動法的困擾》，二○○七年十二月十三日發表於《壹週刊》。

注四十八　在股市輸掉了身家後，牛頓說：「我可以算出宇宙物體的運行，但算不出人類發神經。」見John Carswell, The South Sea Bubble （London: Cresset Press, 1960），一三一與一九九頁。

注四十九　陳桂棣與春桃，《中國農民調查》，二○○四年一月人民文學出版社。

注五十　《林毅夫稱收入分配不合理越來越明顯》，二○○八年三月七日《新京報》。

注五十一　張五常，《災難的先兆——三論新勞動法》，二○○八年一月十七日發表於《壹週刊》。

注五十二　胡錦濤提出「科學發展觀」。

注五十三　有些人認為效率工資理論源於我的「Why Are Better Seats 『Underpriced』?」 op. cit.，但我的意思可不是該新理論說的。一個批評效率工資理論的分析可見於張五常，《制度的選擇》，二○○二年花千樹出版，一五六至一五九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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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文刊登完了。羅拔·蒙代爾七月十五日在芝加哥的研討會上給予如下的評價：「一篇強而有力的文章，是三十年來分析中國經濟最具洞察力與魅力的論著。」（A  powerful paper, by far the most insightful and charming paper on China』s economy in the last 30 yea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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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節：結語

這篇文章我集中於中國做對了什麼來解釋他們的經濟奇跡，想著到結尾時說些負面的話來平衡一下，但寫到結尾我不願意這樣做。是中國經濟改革的三十週年。中國的傳統教我們，一個人生日之際不要把污泥擲到他或她的臉上。也不只是一個人。是一個曾經那麼豐富而又有深度的文化。五千年前這文化產出的陶器與玉雕我們今天還沒有本領複製出來。為這傳統我感到驕傲，而任何人研究過中國的歷史與文化，會同意那是人類足以為傲的一個源頭。今天，這傳統是在復興了。

這些年北京做出來的大可引以為傲。你可以詳盡地批評執掌政權的人，但他們減少了那麼多的貧困，工程之龐大與迅速，歷史從來沒有出現過。我認為這樣的成就不會再重複——不管是何地，不管是何時。

我堅信私產與市場對社會的價值，不止四十年了。但我從來沒有反對過中國共產黨的存在。從第一天起我反對通過民主投票來改革。一九八三年，第一次與一群老同志在北京會面時，我不客氣地直言：「你們把國家搞得一團糟，要替我把國家修理好。」我們成為好朋友。傷感的是，他們之中多位已經不在了。他們後來做到的，遠超我的期望。午夜思回，有時我幻想著要是這些老同志還活著，見到今天的中國，會有怎麼樣的反應呢？

中國共產黨做出來的成果令我拍案！政黨歷來有困難，困難多多。黨員八千萬，要怎樣安排黨的職責與執行黨規才對呢？不可思議。

黨領導與指揮了改革行動。然而，成功的主要原因還是中國的人民：刻苦，聰明，有耐力。只要能看到明天有希望，他們可以在今天忍受著巨大的艱辛。我不想在這裡讚揚中國人，但我沒有見過一個民族可以在那麼惡劣的環境下那樣拚搏——而還在笑。二○○四年，在國內的荒山野嶺攝影，太太與一個在田中操作的婦人閒談。這婦人說久不久會有一日有受薪工作，僱主會以大車接送她及其它人到工業園去作園藝。天還未亮起程，天黑後才回家，帶著麵包與一瓶水，一天的工作可獲七美元。我見她在笑，問她為何這般開心。她說生活改進了，有生以來她的植樹知識第一次有外間的需求，而女兒剛在大學畢業，找到了一份很好的月薪二百美元的工作。是像這個婦人的人，數以千萬計的，把國家建設起來了。

一九七九我發表第一篇中語文章，熱衷地下筆是一九八三的秋天開始的。今天在盛年的幹部與企業家，那時是大學生。很多讀過我寫的，所以這些日子，作為一個老人，在國內所到之處，不愁沒有免費飯餐吃。跟他們當餐對酒是樂事，也從這些聚會中獲得一手的資料來寫這篇文章。這裡我要以深深的誠意感謝他們，也要再感謝他們的工作，把國家從漫長的黑洞推出來，見到曙光了。

流行的報道說中國的幹部例行地貪污，不可能對。他們之中很多有智慧，對國家有貢獻。一種競爭的風氣使我想到六十年代初期在洛杉磯加州大學作學生時的感受。在一組同學中大家知道或聽過誰是誰，對大家的本領互相估計，然後玩那成績排列的競爭遊戲。彷彿沒有其它目的，只是要看誰能爬得高一點。

那位到我家來求喝一杯葡萄酒的縣長是個例子。他工作拚搏，但工資低——每月約三百美元——使我懷疑是些什麼驅使他奔走。是貪污錢嗎？是升職嗎？是聲譽嗎？我試圖很含蓄地找出他的動力根源。過了好一陣他知道我要問的是什麼，說：「教授呀，我只想為國家做點事。」不難想像，氣氛環境適當，可以有很多像這位縣長的人。

回頭說中國奇跡吧。那史無先例的經濟制度之外，我選兩個現象為奇跡之首。其一是約一九九三開始，長江三角洲出現了爆炸性的經濟發展，伸延到國家的中西部去。這個現象出現的時期，開頭有人民幣的崩潰，有百分之二十以上的通脹，跟著是百分之三強的通縮，而房地產的價格下降了三分之二以上。其二是大約二○○○年起，通縮終結，農民的收入開始爆炸性地上升。從二○○○至二○○七，我的估計是農民的人均收入的每年增長率，高達百分之二十。工作年齡的農民，四個有三個轉到工商業去了。只要這趨勢繼續，十年後中國農民的人均收入會與城市的中等人家打平。趨勢當然不可靠，但如果真的繼續，我的估計是二十年後，中國的經濟實力會等於十個日本。

結筆之際，我要對一個我批評過的人致敬。他是朱鎔基。老師艾智仁當年屢次提醒我：成功只能以效果──而不是以熱情──來衡量的。上述我排列為首的兩項奇跡，都出現於朱先生掌管經濟的時期。將來的歷史不會忘記這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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