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五常
蘋果日報
還斂集
薄熙來的看法不對 (23/01/2007)


貝加可能對，但不能讓他對。這解釋了為什麼我要重複以前說過的，以不同的角度或不同的組合再說。如果北京的朋友清楚明白我說什麼，但不同意，選走我反對的路向，我不會再說什麼。問題是好些時說來說去他們還是不明白，或懂得不通透，要再說。我的經濟思維永遠淺白，但可能正如四十年前史德拉說的，淺白的困難是往往沒有人相信。

兩年前貝加不看好中國的經濟前景，認為一個發展得了不起的國家，會拿起石頭砸自己的腳，做出一些蠢事來。他舉出德國與日本的經驗。這些今天算得上是先進的國家，在經濟政策上的確犯了大錯，一蹶不振有二十年了。不是那麼蠢，因為他們的「失誤」主要來自壓力團體的左右。目前，中國的團體壓力看來不嚴重，應該比較容易處理。目前中國的經濟水平，還遠不及二十年前的德國或日本，但有點未富先驕，或給外人讚得飄飄然，在經濟政策上有點亂來了。

近來北京提出的政策，使我心驚膽戰的不少。這裡選薄部長熙來起筆，主要是我欣賞這個人，不容易破口大罵（一笑），可以心平氣和的說一下。最近他主張人民幣升值，認為可以協助美國改善貿易逆差。如果人民幣升值真的可以改進美國的貿易逆差，不容易反對。兩年前我說人民幣升值多半不會改善美國的逆差，有很大機會適得其反，把逆差增大。果然，年多來人民幣兌美元上升了百分之八，美國的逆差增加了。人民幣再上升，美國對中國的貿易逆差多半再會加大。


當然，如果人民幣不斷上升，到某點美國人不會買中國貨，而中國人會搶購美國的，中美的貿易逆差會倒轉過來。然而，美國在國際上的貿易逆差會否改進，還有疑問。這是因為一九九一年十二月我在瑞典對佛利民說過的：中國、前蘇聯、東歐、印度等地一律搞開放，整個地球一下子多了近二十億廉價勞力參與國際貿易競爭，凡搞福利經濟、最低工資、工會林立之邦，會有大問題，除非他們能修改傳統的經濟結構，或有豐富的天然礦物賣給廉價勞力之區，又或者知識資產的出口可以賺大錢。這些推斷都應驗了。人民幣升值，協助美國減少貿易逆差的機會不大。這是價格彈性係數的問題。老友夏保加算出六個相關的彈性係數，方程式複雜，這裡不詳述。只以其中一個係數示範就足夠了。人民幣兌美元上升，中國貨出口美國之價上升，以量算會下降，但如果美國人對中國貨的需求彈性係數低於一（多半會是），他們對中國貨的總消費會不減反加，導致美國的逆差增大了。還有其他好幾個有關係數，皆可如此類推。美國的經濟大師多得很。他們當然知道人民幣升值不容易改善貿易逆差。格林斯潘早就知道。美國議員要爭取的，看來不是改善貿易逆差，而是要「保護」工人的就業。但說要保護工人就業，說出來享受廉價中國貨的美國人不會拍掌。說要改善逆差較有說服力。他們沒有面對基本的問題：舉世廉價勞力暴升，是大轉變，美國早就要以修改政策的方法來改革他們的經濟結構。地大物博，人傑地靈，科技超凡，美國不容易在競爭中敗下陣來，但他們的經濟結構一定要修改一下。以吵來吵去的紡織品為例，美國如果不取消最低工資，本土的一般紡織行業要放棄。禁絕中國紡織品進口沒有用，因為還有數之不盡的可以代替中國的廉價之邦。回頭說彈性係數這回事，實際上無從量度，所以人民幣的升值對美國的貿易逆差有什麼效果不能事前直接算出來。我是從另一個角度估計這些係數的。過後會解釋，但要先說比較重要的困難。

（中國政策的困擾，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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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鼎鳴
明報
思潮
佛利民的思想與影響 (22/01/2007)


學者輪流執筆

評述學術思潮

佛利民早年深受凱恩斯主義的影響，但後來他憑一系列耀目的科研成果及個人識見，把凱恩斯理論殺得落花流水。對於這樣一位革命性的人物，時人對他的評價當然大異其趣。

佛利民逝世後，我出席過兩次學術紀念會及一次關於他的電視特輯預演會。第一個紀念會去年12 月初在深圳舉行，我是講者之一。第二次是今年1 月初在芝加哥美國經濟學會年會中，加插了一個迫爆會場的講座，由兩位諾貝爾獎得主貝卡（Gary Becker）、盧卡斯（Robert Lucas）和諾獎大熱的沙琴德（Tom Sargent）主持，我是聽眾之一。電視預演是曾為佛利民拍製過《自由選擇》的美國公眾電視台PBS 的新節目《選擇的威力》，該電視台決定在1 月29 推出這節目，並把該日定為「佛利民日」。本文是我在深圳的演講稿，加上後來的資料整理而成。

佛利民早年深受凱恩斯主義的影響，但後來他憑一系列耀目的科研成果及個人識見，把凱恩斯理論殺得落花流水。對於這樣一位革命性的人物，時人對他的評價當然大異其趣。沙琴德說，他在哈佛當研究生時，佛利民的書幾乎被教授視為禁書，佛利民的課本《價格理論》他是偷偷地讀的。當過美國財政部長及哈佛大學校長的薩默斯（Larry Summers，上周剛好到港訪問）年前說過，他年輕時，佛利民被東岸學術界視為魔鬼般的人物，但今天他倒認為佛利民大多數是對的。佛利民的功力當然也一直都有人重視，格林斯潘多次表明曾向佛利民偷師，美國第一位經濟諾獎得主薩穆遜（PaulSamuelson）則指出，世界上這麼多人不斷贊成或反對佛利民，正是他巨大影響力的寫照。諾貝爾獎評選委員會選在亞當斯密《原富》出版200 周年的1976 年把諾獎頒給佛利民，顯然認為他是亞當斯密的真正薪火傳人。

傑出的老師快如閃電的辯才

佛利民首先便是一位傑出的老師。他在芝加哥大學長期講授博士生必修的「價格理論」經濟301 及302。我在芝大讀本科三年級時，跳了兩級讀了301 及302（本科生跳級選課在芝大是平常不過的事），但因「撞堂」，我沒有選佛利民，改為選了貝卡的一組，所以我對他授課並無第一手經驗。不過，據聽過他授課的朋友所述，這兩門課容易使人恐慌。上課時，他會突然發問，並選定一個學生作答。學生答得理據邏輯有誤，他會打破沙鍋咬住該學生不放，直至整班學生都對正確答案了然於胸為止。

佛利民著名的快如閃電的辯才（這點他的手下敗將也不得不承認）部分可能建基在他的好辯性格上。據貝卡所言，佛利民可以與的士司機辯論得天昏地暗，就算到達目的地後，「咪表」不斷加錢他也不理會，直至司機也明白他如水晶般清澈而又淺白的論據為止。

佛利民樂於為尋求真理而辯的性格，其實相當程度地與芝大的校風相同。諾獎得主赫曼（James Heckman）說，在那裏的經濟系，大家吃的喝的都是經濟，呼吸的也是經濟。在這種強烈的（intense）學術氣氛孕育下，難怪李歐梵說在那裏隨時可碰到一些怒髮衝冠、一望而知是道行高深的人物。佛利民本人顯然也是這種氛圍的主要營造者之一。

佛利民若只是靠辯才及把理論化繁為簡的功力，不見得會達到他的學術地位。他對經濟學的貢獻太多，很難全部詳述，這裏只選一些我認為有趣的。

佛利民出身貧寒，求學期間又遇上二次世界大戰，為求生計，他在美國政府工作過一段時間。因為佛利民的專長之一是統計學（他20 多歲時已在統計學頂尖刊物JASA 及Annals發表過幾篇論文，至今仍被引用），所以戰時的美國政府找過他去分析戰艦發放飛彈的統計數據，目的是要用概率論設計出最優的發炮方法。

這個經驗對他很重要。第一，若設計的方案脫離實際，會造成己方士兵傷亡，所以他一生都重視理論與真實世界的結合。第二，他學懂了實證所依的數據必須有足夠的寬度，而且質量一定要好（有些支持最低工資的研究者便因採用的數據質量差勁便鬧出了笑話）。第三，他驚人的直觀能力使他發明了一些威力巨大的統計方法。沙琴德認為當代宏觀經濟學最重要的工具之一—— 隨機控制論的貝爾曼方程（Bellman's equations）原創人之一正是佛利民。我閱讀過今年剛出版的《Inside the Economist's Mind》一書中對他的訪問後，猜測佛利民這個意念，可能是他從分析戰艦發炮的數據而領悟的。

手握真理寸步不讓

佛利民手握真理時寸步不讓的性格，在他的博士論文中已可見到。他的論文蒐集了大量證據，顯示美國醫學會本身是一個保護醫生小圈子利益的壟斷機構。他當時在哥倫比亞大學寫論文，哥大畢業的要求之一，是論文必須有學術出版社肯出版。佛利民因為同時也為美國國家經濟研究局（NBER）做事，所以論文理應由NBER 出版。不過，佛利民的論文引起醫學會不滿，NBER 其中一位董事堅決反對出版。佛利民冒不能畢業的風險，堅決不肯修改結論。此事拖了幾年，最後大家同意在佛利民的書後加上該董事的一篇評論。到今天，沒有誰會對這篇劃蛇添足的評論感到興趣。

若以對經濟學界的影響而論，佛利民眾多文章中，關於方法學的論文可能最為重要。1953 年他出版了《實證經濟的方法學》一文，其觀點部分脫胎自波帕（Karl Popper），但卻不盡相同。佛利民認為理論不應以真假去區分，而應看它們有用與否。理論的目的是成功地解釋真實世界，建構理論的過程是提出一些簡單的假設，經過邏輯或數理推導，得到一些可用實際數據驗證的假說。若假說不符實際，理論便要（多次）修訂，直至它能有效解釋世界為止。在這個過程中假設是否正確或完備並不重要，若要求假設包羅萬象，照顧到每一細節，所建構的理論只會複雜至毫無用處，亦即不能幫助我們了解世界。

當時有人質疑經濟學家關於「人是理性動物」的假設，佛利民便用了一個例子反駁。我們觀察樹木時可發現，樹葉的分佈形態總是使該棵樹可以獲得最多的陽光。就算樹木本身並無「意識」去追求陽光，但在理論中假設了樹是「理性」的，卻並無不妥，因為從這假設中引伸出的推論可以解釋並預測樹葉的分佈。同理，若說人會在不同的制約下追求最大快樂，這假設不一定正確，但卻可有效預測人的行為。

在科研成果上，佛利民最引以為傲的傑作是他關於「消費函數」的理論。凱恩斯理論的基石之一是當消費者收入上升1％後，他的消費只會增加少於1％。政府為求刺激需求，可增加公共開支或減稅。但佛利民卻在數據中發現，凱恩斯消費與收入的關係只在短時間有效，長期而言，收入上升1％，消費也會上升1％。為了解釋這種長線與短線的矛盾，佛利民提出了他的「永久性收入」理論，亦即消費者消費多少，並不取決於他今天收入增加或減少了多少，而取決於他判斷自己「平均」有多少收入。例如，就算他今天失業，但若相信下月可找到工作，他今天的消費不會顯著下降。佛利民的理論不但完全符合數據，而且指出了凱恩斯消費關係的不穩定性，大大地動搖了凱恩斯理論的基礎。

考據美國大蕭條

若以考據功力而論，佛利民的《美國貨幣史》為他贏得了巨大的聲譽。這本厚厚的書蒐集並分析了19 世紀中葉至20 世紀中葉美國經濟及貨幣量的數據，並極有說服力地指出，美國30 年代的大蕭條，原因不是市場失靈，而是政府的錯誤。當時貨幣供應量（M2）收縮了30％，不出現蕭條才是怪事！此書出版後，主要國家的中央銀行都學懂了對貨幣供應量要小心翼翼，才可避免重蹈覆轍。我在芝大時讀過幾科博士生的歷史課，其中一位老師何炳棣教授，並不認同佛利民經濟政策，但卻盛讚他這本書是史學上的一流傑作。佛利民的學術聲譽豈是僥倖而來？最近大陸熱炒的電視節目《大國崛起》中，雖有不少精闢內容，但分析大蕭條時，竟對當今最重要的大蕭條理論——亦即佛利民的理論——茫然無知，真正該打！

【二之一】

張五常
蘋果日報
還斂集
佛利民的辯才 (24/11/2006)


佛利民謝世，評論及追悼文字不少提到他舉世無匹的辯才。與佛老相交四十多年，辯論或討教過無數次，說一些我知道的有趣往事，好叫同學們能得到一點發。

佛老的辯才究竟有多厲害呢？早就知名天下，三位朋友的評語可見端倪。一九六七年的春天，與麻省理工學院的教授度瑪（E.Domar）談到佛老的辯才，他說：「如果我面對死刑審判，找辯護人我不要律師，要佛利民。」一九六八年在芝加哥大學，與夏理．莊遜（H.Johnson）談到辯才，他說平生所遇，只有兩位大概可以打個平手：一個是凱恩斯，一個是佛利民。一九六九年佛老到洛杉磯加州大學訪問了兩個星期，我問該校自命天才（其實確是天才）的湯遜（E.Thompson），佛利民給他的印象如何。他用兩個字回應：Greased lightening（塗了滑油的閃電）。閃電還不夠快，要塗上滑油來形容！

一九六三年的暑期，艾智仁靜靜地對我說佛利民會在Santa Barbara的加大分校講話，不公開的。我駕車個多小時赴會，是個小室，在場僅十多人，都是該校的教授，學生只我一個。佛老準時進室，說只答問題，不講。問題紛紛提出，佛老斬瓜切菜，見血封喉，令人嘆為觀止。當時他五十一歲，如日方中。中途他突然談到日本的明治維新，我剛好作過研究，指出該維新主要是私有土地加上轉讓權，使大量農民遷往都市，經濟增長於是一日千里。那是我第一次與佛老交手。他問我什麼名字，我說了。當他知道我只是個學生，問我的老師是誰。我說是艾智仁。他說：「怪不得！」


一九六七年的聖誕前夕，在芝大蒙代爾之家酒會後，與佛老步行回家（他的公寓在我住的宿舍隔鄰），辯論了大約十五分鐘。知道我的博士論文是佃農理論，他一連串地提出多個問題。該題材我剛下了年多工夫，對答如流。跟整晚睡不，試圖理解佛老怎可以想得那麼快。想通了大概，之後與佛老辯論就懂得怎樣應付了。當時我是得到芝大的一個博士後獎金才到那裡去的。兩天後舒爾茲召見，說要聘請我為助理教授。我當然高興。舒老補充說：「兩天前的晚上你跟佛利民辯論，他推薦聘請你。」一九六八年的秋天，成了名的T.Saving從老遠跑到芝大要跟佛老辯論一個貨幣理論上的話題，約好了時間。事前此君與我吃午餐，我說：「佛利民太快，你沒有嘗試過不可能應付，還是用書信辯論好了。」他說不能臨陣退縮。大家約好事後在咖啡室相聚，說說戰果。兩個小時後見到他，我問：「戰果如何？」他答：「應該聽你的，以書信跟他辯論。」博學多才，技術了得，智商超凡──當年可以出入芝大經濟系這個少林寺的，都有這些條件，佛老更不用說。他與眾不同之處，是想得快，快得離奇，不親眼見到不容易相信。其他的優勝條件都有關：基礎理論他掌握得通透，辯論時永遠用最淺的分析（朋友，相信我吧，深容易，淺困難），效果是他的論點清晰絕倫。加上有恃無恐，於是客觀，這就成為一個現象了。一九八二年回港任職不久，同事陳坤耀說他聽到佛利民好勝，辯論時不肯認錯。我說：「不可能對。佛老認錯快過閃電，認了錯對手也不知道。」不止此也。我自己的經驗，是如果佛老認為你的觀點比他的好，他會立刻站在你那邊，替你發展下去。你怎麼辦？如果你好勝，會被迫走上與自己相反的方向，而佛老則拿原來是你的論點，勝了你。與佛老交手，我堅守自己的思想與研究所得，而他比我知得多的題材，我求教。是的，當年與佛老口辯，好勝必敗！電郵： nscheung@netvigator.com 逢周二、周五刊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