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 窗 集:從 世 界 大 變 看 中 國 通 脹

BlinkList   del.icio.us   digg   Furl   linkaGoGo   Newsvine   reddit   Shadows   Simpy   Spurl.net   Tailrank   Yahoo! My Web

今 年 二 月 份 中 國 的 通 脹 率 高 達 八 點 七 , 不 可 謂 不 嚴 重 。 新 春 雪 災 當 然 有 影 響 , 但 怎 樣 扣 除 其 嚴 重 性 仍 在 。 此 「 脹 」 也 , 早 在 半 年 前 就 令 人 擔 心 。 這 是 驟 眼 看 。 中 國 的 通 脹 真 的 是 嚴 重 嗎 ? 很 難 說 。


是 不 容 易 解 釋 的 通 脹 現 象 。 如 果 佛 利 民 仍 在 , 有 我 在 旁 提 點 「 怪 」 處 , 一 下 子 他 也 不 容 易 說 出 道 理 來 。 人 民 幣 量 的 增 長 率 無 疑 過 高 , 但 為 什 麼 央 行 出 盡 八 寶 也 不 能 把 通 脹 壓 下 去 呢 ? 單 是 去 年 , 國 內 銀 行 的 儲 備 金 率 提 升 了 十 一 次 , 破 了 世 界 紀 錄 , 而 利 息 率 則 記 不 起 加 了 多 少 次 。 這 些 不 是 上 選 的 壓 制 通 脹 的 方 法 , 但 西 方 的 經 驗 , 是 這 些 方 法 歷 來 生 效 。 然 而 , 這 一 輪 的 中 國 通 脹 , 老 生 常 談 的 撒 手鐗不 靈 光 ! 另 一 方 面 , 我 們 沒 有 理 由 懷 疑 北 京 當 局 要 壓 制 通 脹 的 決 心 : 上 述 的 兩 項 貨 幣 政 策 大 手 下 筆 , 其 他 宏 觀 調 控 的 措 施 五 花 八 門 。 然 而 , 中 國 的 通 脹 我 行 我 素 ! 北 京 當 局 是 不 能 也 , 非 不 為 也 。

還 有 另 一 個 不 容 易 理 解 的 現 象 。 目 前 人 民 幣 在 國 際 上 甚 強 , 而 強 貨 幣 是 不 容 易 有 通 脹 的 。 當 然 , 如 果 讓 人 民 幣 大 幅 上 升 , 到 了 某 一 點 通 脹 必 會 終 止 。 這 樣 做 愚 不 可 及 : 日 本 昔 日 的 經 驗 是 前 車 可 鑑 , 何 況 今 天 的 中 國 要 面 對 印 度 、 越 南 等 廉 價 勞 力 地 區 的 競 爭 。 問 題 是 , 歷 史 的 經 驗 說 , 只 要 幣 值 強 勁 , 不 升 值 也 不 會 有 通 脹 。 換 言 之 , 像 人 民 幣 那 樣 強 勁 而 還 有 百 分 之 八 的 通 脹 率 , 人 類 歷 史 沒 有 出 現 過 。 我 們 要 怎 樣 解 釋 目 前 中 國 的 情 況 呢 ?


六 十 年 代 在 芝 大 跟 進 當 時 吵 得 熱 鬧 的 貨 幣 理 論 時 , 以 佛 老 為 首 的 芝 加 哥 學 派 認 為 物 價 上 升 與 通 脹 是 兩 回 事 。 他 們 認 為 通 脹 帶 來 物 價 上 升 , 但 物 價 上 升 了 不 一 定 含 意 着 通 脹 。 佛 老 認 為 , 通 脹 永 遠 是 貨 幣 的 現 象 , 必 然 牽 涉 到 通 脹 預 期 ( inflationary expectation ) 這 個 重 要 但 在 觀 察 上 難 以 捉 摸 的 話 題 。 這 是 說 , 一 次 過 的 物 價 上 升 , 沒 有 帶 來 再 上 升 的 預 期 , 不 是 通 脹 。 話 題 不 膚 淺 , 這 裡 不 詳 述 。


我 認 為 目 前 中 國 的 通 脹 , 主 要 的 一 部 分 是 物 價 上 升 , 不 算 是 通 脹 , 所 以 除 非 央 行 轉 用 一 籃 子 物 品 與 人 民 幣 掛 鈎 , 採 用 西 方 的 貨 幣 政 策 不 容 易 生 效 。 另 一 方 面 , 很 頭 痛 , 物 價 的 不 斷 上 升 會 引 起 通 脹 預 期 , 不 是 通 脹 也 會 變 為 通 脹 了 。


首 先 要 重 複 說 過 幾 次 的 : 中 國 的 農 產 品 價 格 上 升 是 好 事 。 目 前 中 國 的 通 脹 , 絕 大 部 分 是 農 產 品 價 格 上 升 使 然 。 想 想 吧 , 中 國 農 民 的 勞 動 人 口 , 十 之 七 八 轉 到 工 商 業 去 , 農 產 品 相 對 非 農 產 品 的 物 價 , 怎 可 以 不 上 升 呢 ? 另 一 方 面 , 中 國 的 人 均 農 地 那 麼 少 , 農 產 品 之 價 不 升 農 民 的 生 活 怎 可 以 改 進 呢 ? 關 心 農 民 的 炎 黃 子 孫 , 還 是 多 花 一 塊 幾 毫 購 買 農 民 的 蔬 菜 , 多 花 十 元 八 塊 購 買 他 們 的 豬 肉 吧 。


細 看 中 國 農 產 品 的 價 格 上 升 , 可 不 是 那 麼 簡 單 。 中 國 農 民 的 生 活 急 速 改 進 , 始 於 二 ○ ○ ○ , 農 產 品 價 格 明 顯 地 上 升 , 則 起 自 二 ○ ○ 三 。 可 能 由 中 國 帶 動 , 自 二 ○ ○ 五 年 起 , 舉 世 的 農 產 品 價 格 也 在 急 升 。 我 們 農 轉 工 , 經 濟 成 就 舉 世 矚 目 , 其 他 落 後 之 邦 也 跟 着 農 轉 工 。 以 心 為 心 , 我 們 要 向 他 們 拍 掌 。 如 此 一 來 , 舉 世 的 農 產 品 價 格 也 因 而 急 升 了 。 嚴 格 來 說 是 物 價 上 升 , 不 是 通 脹 , 雖 然 目 前 我 無 從 估 計 , 中 國 農 產 品 的 物 價 上 升 , 多 少 是 起 於 農 轉 工 , 多 少 是 起 於 人 民 幣 量 的 變 動 , 也 無 從 估 計 這 上 升 有 多 少 是 因 為 農 產 品 的 進 口 價 格 急 升 而 上 升 的 。


今 年 二 月 , 非 農 產 品 的 物 價 只 上 升 了 百 分 之 一 點 六 。 真 的 是 上 升 了 嗎 ? 還 是 下 降 了 ? 相 對 價 格 當 然 是 下 降 了 , 但 我 認 為 實 質 上 也 是 下 降 了 的 。 這 是 因 為 原 料 的 價 格 , 尤 其 是 金 屬 那 方 面 , 進 口 的 , 這 些 日 子 上 升 得 非 常 快 ! 這 幾 年 中 國 低 下 階 層 的 收 入 上 升 大 有 可 觀 , 在 進 口 原 料 價 格 急 升 的 情 況 下 , 非 農 產 品 的 價 格 一 年 來 只 升 了 百 分 之 一 點 六 , 反 映着 勞 動 的 生 產 力 也 正 在 急 升 。 從 工 業 那 方 面 看 , 中 國 不 僅 沒 有 通 脹 , 工 人 的 生 產 力 正 在 急 升 , 抵 銷 了 一 部 分 的 原 料 升 價 , 雖 然 最 近 的 新 勞 動 法 是 把 這 發 展 搞 亂 了 。


上 述 是 說 , 今 天 中 國 的 通 貨 膨 脹 , 一 個 主 要 原 因 是 昔 日 的 落 後 之 邦 , 正 在 一 起 農 轉 工 地 發 展 起 來 。 無 疑 是 由 中 國 帶 動 , 沒 有 理 由 反 對 大 家 的 生 活 一 起 好 起 來 。 這 個 發 展 無 可 避 免 地 導 致 農 產 品 的 相 對 價 格 上 升 , 而 工 業 需 要 的 原 料 , 尤 其 是 金 屬 性 的 , 這 些 年 的 價 格 上 升 以 倍 數 計 。


外 來 的 物 價 大 變 對 中 國 當 然 有 影 響 , 但 更 頭 痛 是 兩 個 其 他 問 題 。 其 一 是 金 價 與 油 價 上 升 得 很 不 正 常 : 前 者 達 每 盎 司 美 元 一 千 ; 後 者 達 每 桶 美 元 一 百 一 十 。 這 樣 的 升 幅 是 不 可 以 用 農 轉 工 來 解 釋 的 。 有 兩 個 其 他 解 釋 , 你 選 哪 一 個 ? 一 、 中 東 局 勢 不 穩 , 伊 朗 戰 爭 隨 時 可 發 ; 二 、 舉 世 出 現 了 通 脹 預 期 , 而 這 預 期 最 明 顯 是 反 映 在 金 價 與 油 價 的 變 動 上 。 不 懂 政 治 , 但 從 報 章 讀 到 的 局 勢 變 動 消 息 衡 量 , 近 來 金 價 與 油 價 的 變 動 與 中 東 局 勢 無 關 。 餘 下 來 的 就 是 這 樣 的 一 個 大 麻 煩 : 通 脹 預 期 是 地 球 性 地 出 現 了 。 有 傳 染 性 , 不 少 外 資 跑 到 中 國 來 找 避 難 所 。


地 球 性 的 通 脹 預 期 何 自 起 ? 起 自 美 元 急 瀉 。 這 是 第 二 個 頭 痛 問 題 。 從 一 九 五 三 到 父 親 的 店 子 學 做 生 意 到 今 天 , 我 沒 有 見 過 美 元 跌 得 那 麼 厲 害 。 一 九 九 一 波 斯 灣 之 戰 後 , 美 元 一 直 強 勁 , 舉 世 爭 持 美 元 , 但 五 年 前 再 攻 伊 拉 克 , 這 強 勢 不 再 , 跟着是 倒 轉 過 來 , 弱 勢 變 得 明 顯 了 。 這 其 中 美 國 的 議 員 嚴 重 地 做 錯 了 一 件 事 : 他 們 強 迫 人 民 幣 升 值 , 人 民 幣 於 是 與 美 元 脫 鈎 , 轉 鈎 一 籃 子 貨 幣 。 跟 進 人 民 幣 的 國 際 匯 率 的 朋 友 會 知 道 , 其 後 美 元 在 那 籃 子 的 外 幣 中 的 比 重 , 逐 步 減 低 了 。 如 果 人 民 幣 繼 續 單 鈎 美 元 , 美 元 不 會 跌 到 哪 裡 去 。 如 果 人 民 幣 不 鈎 美 元 , 只 鈎 其 他 , 美 元 不 知 會 跌 到 哪 裡 去 。 如 果 局 部 鈎 美 元 , 美 元 下 跌 , 人 民 幣 兌 美 元 上 升 , 但 對 其 他 主 要 貨 幣 卻 下 降 了 , 是 給 美 元 拉 下 去 的 。 後 者 不 是 經 濟 學 , 是 小 學 生 的 算 術 課 程 吧 。


美 國 的 經 濟 歷 來 舉 足 輕 重 。 世 界 經 濟 大 變 , 伊 拉 克 之 戰 顯 然 打 不 過 。 政 治 我 不 懂 , 但 在 物 價 調 整 後 , 每 天 算 , 今 天 伊 戰 比 昔 日 越 戰 的 費 用 高 出 一 倍 。 我 同 意 佛 利 民 說 的 , 攻 伊 是 大 錯 。 不 同 意 佛 老 , 認 為 財 政 上 美 國 負 擔 得 起 。 能 否 負 擔 不 是 問 題 所 在 — — 問 題 是 費 用 或 成 本 總 要 與 利 益 比 較 一 下 。 此 比 也 , 目 前 看 , 尤 其 是 看 美 元 與 金 、 油 價 的 走 勢 , 此 戰 是 輸 局 。


如 果 美 元 繼 續 下 跌 , 美 國 的 通 脹 急 升 是 無 可 避 免 的 。 目 前 這 通 脹 不 明 顯 , 經 濟 不 景 是 原 因 。 次 按 風 暴 當 然 不 幸 , 但 協 助 了 美 國 債 券 還 沒 有 大 跌 。 如 果 長 期 債 券 大 跌 , 等 於 長 線 利 率 大 升 , 聯 儲 局 是 無 能 為 力 的 。 昔 日 越 戰 後 的 經 驗 豈 不 可 鑑 乎 ? 這 些 可 能 的 不 幸 我 早 就 看 到 , 但 沒 有 寫 出 來 。 二 ○ ○ 六 年 五 月 十 六 日 我 還 是 發 表 了 建 議 港 元 轉 鈎 人 民 幣 的 文 章 , 在 同 一 天 就 給 某 評 論 罵 了 。 不 聽 老 人 言 是 要 付 代 價 的 。 今 天 我 不 建 議 港 元 轉 鈎 , 因 為 時 日 有 別 , 局 限 是 轉 變 了 。


世 界 大 變 , 中 國 穩 定 自 己 可 以 協 助 穩 定 世 界 — — 雖 然 比 不 上 美 國 那 樣 重 要 。 央 行 要 做 的 還 是 我 提 出 過 的 三 點 。 一 、 約 束 鈔 票 的 發 行 量 , 不 要 多 管 鈔 票 之 外 的 貨 幣 量 ; 二 、 把 人 民 幣 與 一 籃 子 物 品 掛 鈎 , 但 要 讓 這 籃 子 的 物 價 指 數 每 年 上 升 百 分 之 三 左 右 ; 三 、 解 除 匯 管 , 把 人 民 幣 放 出 去 。 這 後 者 可 以 立 刻 舒 緩 人 民 幣 的 上 升 壓 力 , 困 難 是 一 旦 解 除 匯 管 , 人 民 幣 的 鈔 票 發 行 量 的 上 升 率 應 該 是 多 少 , 要 眼 觀 六 路 才 知 道 。 我 的 水 晶 球 說 , 如 果 新 勞 動 法 不 變 , 目 前 中 國 的 外 貿 順 差 會 在 一 年 內 變 為 逆 差 。 到 那 時 才 放 人 民 幣 出 去 , 與 今 天 相 比 虧 蝕 甚 巨 。


是 世 界 大 變 嗎 ? 還 是 世 界 大 亂 了 ?

轉載: 香港壹週刊 ( 27-3-08 )




The Global Saving Glut and the U.S. Current Account Deficit(Bernanke)

BlinkList   del.icio.us   digg   Furl   linkaGoGo   Newsvine   reddit   Shadows   Simpy   Spurl.net   Tailrank   Yahoo! My Web

By Ben S. Bernanke

On most dimensions the U.S. economy appears to be performing well. Output growth has returned to healthy levels, the labor market is firming, and inflation appears to be well controlled. However, one aspect of U.S. economic performance still evokes concern among economists and policymakers: the nation's large and growing current account deficit. In the first three quarters of 2004, the U.S. external deficit stood at $635 billion at an annual rate, or about 5-1/2 percent of the U.S. gross domestic product (GDP). Corresponding to that deficit, U.S. citizens, businesses, and governments on net had to raise $635 billion on international capital markets.1 The current account deficit has been on a steep upward trajectory in recent years, rising from a relatively modest $120 billion (1.5 percent of GDP) in 1996 to $414 billion (4.2 percent of GDP) in 2000 on its way to its current level. Most forecasters expect the nation's current account imbalance to decline slowly at best, implying a continued need for foreign credit and a concomitant decline in the U.S. net foreign asset position.

Why is the United States, with the world's largest economy, borrowing heavily on international capital markets--rather than lending, as would seem more natural? What implications do the U.S. current account deficit and our consequent reliance on foreign credit have for economic performance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in our trading partners? What policies, if any, should be used to address this situation? In my remarks today I will offer some tentative answers to these questions. My answers will be somewhat unconventional in that I will take issue with the common view that the recent deterioration in the U.S. current account primarily reflects economic policies and other economic developments within the United States itself. Although domestic developments have certainly played a role, I will argue that a satisfying explanation of the recent upward climb of the U.S. current account deficit requires a global perspective that more fully takes into account events outside the United States. To be more specific, I will argue that over the past decade a combination of diverse forces has created a significant increase in the global supply of saving--a global saving glut--which helps to explain both the increase in the U.S. current account deficit and the relatively low level of long-term real interest rates in the world today. The prospect of dramatic increases in the ratio of retirees to workers in a number of major industrial economies is one important reason for the high level of global saving. However, as I will discuss, a particularly interesting aspect of the global saving glut has been a remarkable reversal in the flows of credit to developing and emerging-market economies, a shift that has transformed those economies from borrowers on international capital markets to large net lenders.

To be clear, in locating the principal causes of the U.S. current account deficit outside the country's borders, I am not making a value judgment about the behavior of either U.S. or foreign residents or their governments. Rather, I believe that understanding the influence of global factors on the U.S. current account deficit is essential for understanding the effects of the deficit and for devising policies to address it. Of course, as always, the views I express today are not necessarily shared by my colleagues at the Federal Reserve.2

The U.S. Current Account Deficit: Two Perspectives

We will find it helpful to consider, as background for the analysis of the U.S. current account deficit, two alternative ways of thinking about the phenomenon--one that relates the deficit to the patterns of U.S. trade and a second that focuses on saving, investment, and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flows. Although these two ways of viewing the current account derive from accounting identities and thus are ultimately two sides of the same coin, each provides a useful lens for examining the issue.

The first perspective on the current account focuses on patterns of international trade. You are probably aware that the United States has been experiencing a substantial trade imbalance in recent years, with U.S. imports of goods and services from abroad outstripping U.S. exports to other countries by a wide margin. According to preliminary data, in 2004 the United States imported $1.76 trillion worth of goods and services while exporting goods and services valued at only $1.15 trillion. Reflecting this imbalance in trade, current payments from U.S. residents to foreigners (consisting primarily of our spending on imports, but also including certain other types of payments, such as remittances, interest, and dividends) greatly exceed the analogous payments that U.S. residents receive from abroad. By definition, this excess of U.S. payments to foreigners over payments received in a given period equals the U.S. current account deficit, which, as I have already noted, was on track to equal $635 billion in 2004--close to the $618 billion by which the value of U.S. imports exceeded that of exports.

When U.S. receipts from its sales of exports and other current payments are insufficient to cover the cost of U.S. imports and other payments to foreigners, U.S. households, firms, and governments on net must borrow the difference on international capital markets.3 Thus, essentially by definition, in each period U.S. net foreign borrowing equals the U.S. current account deficit, which in turn is closely linked to the imbalance in U.S. international trade.

That the nation's imports currently far exceed its exports is both widely understood and of concern to many Americans, particularly those whose livelihoods depend on the viability of exporting and import-competing industries. The extensive attention paid to the trade imbalance in the media and elsewhere has tempted some observers to ascribe the growing current account deficit to factors such as changes in the quality or composition of U.S. and foreign-made products, changes in trade policy, or unfair foreign competition. However, I believe--and I suspect that most economists would agree--that specific trade-related factors cannot explain either the magnitude of the U.S. current account imbalance or its recent sharp rise. Rather, the U.S. trade balance is the tail of the dog; for the most part, it has been passively determined by foreign and domestic incomes, asset prices, interest rates, and exchange rates, which are themselves the products of more fundamental driving forces. Instead, an alternative perspective on the current account appears likely to be more useful for explaining recent developments. This second perspective focuses on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flows and the basic fact that, within each country, saving and investment need not be equal in each period.

In the United States, as in all countries, economic growth requires investment in new capital goods and the upgrading and replacement of older capital. Examples of capital investment include the construction of factories and office buildings and firms' acquisition of new equipment, ranging from drill presses to computers to airplanes. Residential construction--the building of new homes and apartment buildings--is also counted as part of capital investment.4

All investment in new capital goods must be financed in some manner. In a closed economy without trade or international capital flows, the funding for investment would be provided entirely by the country's national saving. By definition, national saving is the sum of saving done by households (for example, through contributions to employer-sponsored 401k accounts) and saving done by businesses (in the form of retained earnings) less any budget deficit run by the government (which is a use rather than a source of saving)5.

As I say, in a closed economy investment would equal national saving in each period; but, in fact, virtually all economies today are open economies, and well-developed international capital markets allow savers to lend to those who wish to make capital investments in any country, not just their own. Because saving can cross international borders, a country's domestic investment in new capital and its domestic saving need not be equal in each period. If a country's saving exceeds its investment during a particular year, the difference represents excess saving that can be lent on international capital markets. By the same token, if a country's saving is less than the amount required to finance domestic investment, the country can close the gap by borrowing from abroad. In the United States, national saving is currently quite low and falls considerably short of U.S. capital investment. Of necessity, this shortfall is made up by net foreign borrowing--essentially, by making use of foreigners' saving to finance part of domestic investment. We saw earlier that the current account deficit equals the net amount that the United States borrows abroad in each period, and I have just shown that U.S. net foreign borrowing equals the excess of U.S. capital investment over U.S. national saving. It follows that the country's current account deficit equals the excess of its investment over its saving.

To summarize, I have described two equivalent ways of interpreting the current account deficit, one in terms of trade flows and related payments and one in terms of investment and national saving. In general, the perspective one takes depends on the particular analysis at hand.

As I have already suggested, most economists who have offered explanations of the high and rising level of the U.S. current account deficit and the country's foreign borrowing have emphasized investment-saving behavior rather than trade-related factors (and I will do the same today). Along these lines, one commonly hears that the U.S. current account deficit is the product of a precipitous decline in the U.S. national saving rate, which in recent years has fallen to a level that is far from adequate to fund domestic investment. For example, in 1985 U.S. gross national saving was 18 percent of GDP, and in 1995 it was 16 percent of GDP; in 2004, by contrast, U.S. national saving was less than 14 percent of GDP. Those who emphasize the role of low U.S. saving often go on to conclude that, for the most part, the U.S. current account deficit is "made in the U.S.A." and is independent (to a first approximation) of developments in other parts of the globe.

That inadequate U.S. national saving is the source of the current account deficit must be true at some level; indeed, the statement is almost a tautology. However, linking current-account developments to the decline in saving begs the question of why U.S. saving has declined. In particular, although the decline in U.S. saving may reflect changes in household behavior or economic policy in the United States, it may also be in some part a reaction to events external to the United States--a hypothesis that I will propose and defend momentarily.

One popular argument for the "made in the U.S.A." explanation of declining national saving and the rising current account deficit focuses on the burgeoning U.S. federal budget deficit, which in 2004 drained more than $400 billion from the national saving pool. I will discuss the link between the budget deficit and the current account deficit in more detail later. Here I simply note that the so-called twin-deficits hypothesis, that government budget deficits cause current account deficits, does not account for the fact that the U.S. external deficit expanded by about $300 billion between 1996 and 2000, a period during which the federal budget was in surplus and projected to remain so. Nor, for that matter, does the twin-deficits hypothesis shed any light on why a number of major countries, including Germany and Japan, continue to run large current account surpluses despite government budget deficits that are similar in size (as a share of GDP) to that of the United States. It seems unlikely, therefore, that changes in the U.S. government budget position can entirely explain the behavior of the U.S. current account over the past decade.

The Changing Pattern of International Capital Flows and the Global Saving Glut

What then accounts for the rapid increase in the U.S. current account deficit? My own preferred explanation focuses on what I see as the emergence of a global saving glut in the past eight to ten years. This saving glut is the result of a number of developments. As I will discuss in more detail later, one well-understood source of the saving glut is the strong saving motive of rich countries with aging populations, which must make provision for an impending sharp increase in the number of retirees relative to the number of workers. With slowly growing or declining workforces, as well as high capital-labor ratios, many advanced economies outside the United States also face an apparent dearth of domestic investment opportunities. As a consequence of high desired saving and the low prospective returns to domestic investment, the mature industrial economies as a group seek to run current account surpluses and thus to lend abroad.6

Although strong saving motives on the part of many industrial economies contribute to the global saving glut, the saving behavior of these countries does not explain much of the increase in desired global saving in the past decade. Indeed, in a number of these countries--Japan is one example--household saving has declined recently. As we will see, a possibly more important source of the rise in the global supply of saving is the recent metamorphosis of the developing world from a net user to a net supplier of funds to international capital markets.

Table 1 provides a basis for a discussion of recent changes in global saving and financial flows by showing current account balances for different countries and regions, in billions of U.S. dollars, for the years 1996 (just before the U.S. current account deficit began to balloon) and 2003 (the most recent year for which complete data are available). I should note that these current account balances of necessity reflect realized patterns of investment and saving rather than changes in the rates of investment and saving desired from an ex ante perspective. Nevertheless, changes in the pattern of current account balances together with knowledge of changes in real interest rates should provide useful clues about shifts in the global supply of and demand for saving.

The table confirms the sharp increase in the U.S. current account deficit, about $410 billion between 1996 and 2003. (Data from the first three quarters of 2004 imply that the current account deficit rose last year by an additional $140 billion at an annual rate.) In principle, the current account positions of the world's nations should sum to zero (although, in practice, data collection problems lead to a large statistical discrepancy, shown in the last row of table 1). The $410 billion increase in the U.S. current account deficit between 1996 and 2003 must therefore have been matched by a shift toward surplus of equal magnitude in other countries. Which countries experienced this change?

As we can infer from table 1, most of the swing toward surplus did not occur in the other industrial countries as a whole (although some individual industrial countries did experience large moves toward surplus, as we will see). The collective current account of the industrial countries declined more than $388 billion between 1996 and 2003, implying that, of the $410 billion increase in the U.S. current account deficit, only about $22 billion was offset by increased surpluses in other industrial countries. As table 1 shows, the bulk of the increase in the U.S. current account deficit was balanced by changes in the current account positions of developing countries, which moved from a collective deficit of $88 billion to a surplus of $205 billion--a net change of $293 billion-- between 1996 and 2003.7 The available data suggest that the current accounts of developing and emerging-market economies swung a further $60 billion into surplus in 2004.

This remarkable change in the current account balances of developing countries raises at least three questions. First, what events or factors induced this change? Second, what causal relationship (if any) exists between this change and current-account developments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in other industrial countries? Third, to the extent that the movement toward surplus in developing-country current accounts has had a differential impact on the United States relative to other industrial countries, what accounts for the difference?

In my view, a key reason for the change in the current account positions of developing countries is the series of financial crises those countries experienced in the past decade or so. In the mid-1990s, most developing countries were net importers of capital; as table 1 shows, in 1996 emerging Asia and Latin America borrowed about $80 billion on net on world capital markets. These capital inflows were not always productively used. In some cases, for example, developing-country governments borrowed to avoid necessary fiscal consolidation; in other cases, opaque and poorly governed banking systems failed to allocate those funds to the projects promising the highest returns. Loss of lender confidence, together with other factors such as overvalued fixed exchange rates and debt that was both short-term and denominated in foreign currencies, ultimately culminated in painful financial crises, including those in Mexico in 1994, in a number of East Asian countries in 1997-98, in Russia in 1998, in Brazil in 1999, and in Argentina in 2002. The effects of these crises included rapid capital outflows, currency depreciation, sharp declines in domestic asset prices, weakened banking systems, and recession.

In response to these crises, emerging-market nations either chose or were forced into new strategies for managing international capital flows. In general, these strategies involved shifting from being net importers of financial capital to being net exporters, in some cases very large net exporters. For example, in response to instability of capital flows and the exchange rate, some East Asian countries, such as Korea and Thailand, began to build up large quantities of foreign-exchange reserves and continued to do so even after the constraints imposed by the halt to capital inflows from global financial markets were relaxed. Increases in foreign-exchange reserves necessarily involve a shift toward surplus in the country's current account, increases in gross capital inflows, reductions in gross private capital outflows, or some combination of these elements. As table 1 shows, current account surpluses have been an important source of reserve accumulation in East Asia.

Countries in the region that had escaped the worst effects of the crisis but remained concerned about future crises, notably China, also built up reserves. These "war chests" of foreign reserves have been used as a buffer against potential capital outflows. Additionally, reserves were accumulated in the context of foreign exchange interventions intended to promote export-led growth by preventing exchange-rate appreciation. Countries typically pursue export-led growth because domestic demand is thought to be insufficient to employ fully domestic resources. Following the 1997-98 financial crisis, many of the East Asian countries seeking to stimulate their exports had high domestic rates of saving and, relative to historical norms, depressed levels of domestic capital investment--also consistent, of course, with strengthened current accounts.

In practice, these countries increased reserves through the expedient of issuing debt to their citizens, thereby mobilizing domestic saving, and then using the proceeds to buy U.S. Treasury securities and other assets. Effectively, governments have acted as financial intermediaries, channeling domestic saving away from local uses and into international capital markets. A related strategy has focused on reducing the burden of external debt by attempting to pay down those obligations, with the funds coming from a combination of reduced fiscal deficits and increased domestic debt issuance. Of necessity, this strategy also pushed emerging-market economies toward current account surpluses. Again, the shifts in current accounts in East Asia and Latin America are evident in the data for the regions and for individual countries shown in table 1.

Another factor that has contributed to the swing toward current-account surplus among the non-industrialized nations in the past few years is the sharp rise in oil prices. The current account surpluses of oil exporters, notably in the Middle East but also in countries such as Russia, Nigeria, and Venezuela, have risen as oil revenues have surged. For example, as table 1 shows, the collective current account surplus of the Middle East and Africa rose more than $40 billion between 1996 and 2003; it continued to swell in 2004 as oil prices increased yet further. In short, events since the mid-1990s have led to a large change in the collective current account position of the developing world, implying that many developing and emerging-market countries are now large net lenders rather than net borrowers on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markets.

Of course, developing countries as a group can increase their current account surpluses only if the industrial countries reduce their current accounts accordingly. How did this occur? Little evidence supports the view that the motivation to save has declined substantially in the industrial countries in recent years; indeed, as I have noted already, demographic factors should lead the industrial countries to try to save more, not less. Instead, the requisite shift in the collective external position of the industrial countries was facilitated by adjustments in asset prices and exchange rates, although the pattern of asset-price changes was somewhat different before and after 2000.

From about 1996 to early 2000, equity prices played a key equilibrating role in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markets. The development and adoption of new technologies and rising productivity in the United States--together with the country's long-standing advantages such as low political risk, strong property rights, and a good regulatory environment--made the U.S. economy exceptionally attractive to international investors during that period. Consequently, capital flowed rapidly into the United States, helping to fuel large appreciations in stock prices and in the value of the dollar. Stock indexes rose in other industrial countries as well, although stock-market capitalization per capita is significantly lower in those countries than in the United States.

The current account positions of the industrial countries adjusted endogenously to these changes in financial market conditions. I will focus here on the case of the United States, which bore the bulk of the adjustment. From the trade perspective, higher stock-market wealth increased the willingness of U.S. consumers to spend on goods and services, including large quantities of imports, while the strong dollar made U.S. imports cheap (in terms of dollars) and exports expensive (in terms of foreign currencies), creating a rising trade imbalance. From the saving-investment perspective, the U.S. current account deficit rose as capital investment increased (spurred by perceived profit opportunities) at the same time that the rapid increase in household wealth and expectations of future income gains reduced U.S. residents' perceived need to save. Thus the rapid increase in the U.S. current account deficit between 1996 and 2000 was fueled to a significant extent both by increased global saving and the greater interest on the part of foreigners in investing in the United States.

After the stock-market decline that began in March 2000, new capital investment and thus the demand for financing waned around the world. Yet desired global saving remained strong. The textbook analysis suggests that, with desired saving outstripping desired investment, the real rate of interest should fall to equilibrate the market for global saving. Indeed, real interest rates have been relatively low in recent years, not only in the United States but also abroad. From a narrow U.S. perspective, these low long-term rates are puzzling; from a global perspective, they may be less so.8

The weakening of new capital investment after the drop in equity prices did not much change the net effect of the global saving glut on the U.S. current account. The transmission mechanism changed, however, as low real interest rates rather than high stock prices became a principal cause of lower U.S. saving. In particular, during the past few years, the key asset-price effects of the global saving glut appear to have occurred in the market for residential investment, as low mortgage rates have supported record levels of home construction and strong gains in housing prices. Indeed, increases in home values, together with a stock-market recovery that began in 2003, have recently returned the wealth-to-income ratio of U.S. households to 5.4, not far from its peak value of 6.2 in 1999 and above its long-run (1960-2003) average of 4.8. The expansion of U.S. housing wealth, much of it easily accessible to households through cash-out refinancing and home equity lines of credit, has kept the U.S. national saving rate low--and indeed, together with the significant worsening of the federal budget outlook, helped to drive it lower. As U.S. business investment has recently begun a cyclical recovery while residential investment has remained strong, the domestic saving shortfall has continued to widen, implying a rise in the current account deficit and increasing dependence of the United States on capital inflows.9

According to the story I have sketched thus far, events outside U.S. borders--such as the financial crises that induced emerging-market countries to switch from being international borrowers to international lenders--have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evolution of the U.S. current account deficit, with transmission occurring primarily through endogenous changes in equity values, house prices, real interest rates, and the exchange value of the dollar. One might ask why the current-account effects of the increase in desired global saving were felt disproportionately in the United States relative to other industrial countries. The attractiveness of the United States as an investment destination during the technology boom of the 1990s and the depth and sophistication of the country's financial markets (which, among other things, have allowed households easy access to housing wealth) have certainly been important. Another factor is the special international status of the U.S. dollar. Because the dollar is the leading international reserve currency, and because some emerging-market countries use the dollar as a reference point when managing the values of their own currencies, the saving flowing out of the developing world has been directed relatively more into dollar-denominated assets, such as U.S. Treasury securities. The effects of the saving outflow may thus have been felt disproportionately on U.S. interest rates and the dollar. For example, the dollar probably strengthened more in the latter 1990s than it would have if it had not been the principal reserve currency, enhancing the effect on the U.S. current account.

Most interesting, however, is that the experience of the United States in recent years is not so nearly unique among industrial countries as one might think initially. As shown in table 1, a number of key industrial countries other than the United States have seen their current accounts move substantially toward deficit since 1996, including France, Italy, Spain, Australia, and the United Kingdom. The principal exceptions to this trend among the major industrial countries are Germany and Japan, both of which saw substantial increases in their current account balances between 1996 and 2003 (and significant further increases in 2004). A key difference between the two groups of countries is that the countries whose current accounts have moved toward deficit have generally experienced substantial housing appreciation and increases in household wealth, while Germany and Japan--whose economies have been growing slowly despite very low interest rates--have not. For example, wealth-to-income ratios have risen since 1996 by 14 percent in France, 12 percent in Italy, and 27 percent in the United Kingdom; each of these countries has seen their current account move toward deficit, as already noted. By contrast, wealth-to-income ratios in Germany and Japan have remained flat.10 The evident link between rising household wealth and a tendency for the current account to shift toward deficit is consistent with the mechanism that I have described today.

Economic and Policy Implications

I have presented today a somewhat unconventional explanation of the high and rising U.S. current account deficit. That explanation holds that one of the factors driving recent developments in the U.S. current account has been the very substantial shift in the current accounts of developing and emerging-market nations, a shift that has transformed these countries from net borrowers on international capital markets to large net lenders. This shift by developing nations, together with the high saving propensities of Germany, Japan, and some other major industrial nations, has resulted in a global saving glut. This increased supply of saving boosted U.S. equity values during the period of the stock market boom and helped to increase U.S. home values during the more recent period, as a consequence lowering U.S. national saving and contributing to the nation's rising current account deficit.

From a global perspective, are these developments economically beneficial or harmful? Certainly they have had some benefits. Most obviously, the developing and emerging-market countries that brought their current accounts into surplus did so to reduce their foreign debts, stabilize their currencies, and reduce the risk of financial crisis. Most countries have been largely successful in meeting each of these objectives. Thus, the shift of these economies from borrower to lender status has provided at least a short-term palliative for some of the problems they faced in the 1990s.

In the longer term, however, the current pattern of international capital flows--should it persist--could prove counterproductive. Most important, for the developing world to be lending large sums on net to the mature industrial economies is quite undesirable as a long-run proposition. Relative to their counterparts in the developing world, workers in industrial countries have large quantities of high-quality capital with which to work. Moreover, as I have already noted, the populations of most of these countries are both growing slowly and aging rapidly, implying that ratios of retirees to workers will rise sharply in coming decades. For example, in the United States, for every 100 people between the ages of 20 and 64, there are currently about 21 people aged 65 or older. According to United Nations projections, by 2030 the population of the United States will include about 34 people aged 65 or over for each 100 people in the 20-64 age range; for the Euro area and Japan, the analogous numbers in 2030 will be 46 and 57, respectively. Over the remainder of the century, the populations of other major industrial countries will age much more quickly than that of the United States. In 2050, for example, the number of retirees for each 100 working-age people in the United States should be about the same as in 2030, about 34, but the number of retirees per 100 working-age people is projected to increase to about 60 in the Euro area and about 78 in Japan.

We see that many of the major industrial countries--particularly Japan and some countries in Western Europe--have both strong reasons to save (to help support future retirees) and increasingly limited investment opportunities at home (because workforces are shrinking and capital-labor ratios are already high). In contrast, most developing countries have younger and more-rapidly growing workforces, as well as relatively low ratios of capital to labor, conditions that imply that the returns to capital in those countries may potentially be quite high.11 Basic economic logic thus suggests that, in the longer term, the industrial countries as a group should be running current account surpluses and lending on net to the developing world, not the other way around. If financial capital were to flow in this "natural" direction, savers in the industrial countries would potentially earn higher returns and enjoy increased diversification, and borrowers in the developing world would have the funds to make the capital investments needed to promote growth and higher living standards. Of course, to ensure that capital flows to developing countries yield these benefits, the developing countries would need to make further progress toward improving conditions for investment, as I will discuss further in a bit.

A second issue concerns the uses of international credit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other industrial countries with external deficits. Because investment by businesses in equipment and structures has been relatively low in recent years (for cyclical and other reasons) and because the tax and financial systems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many other countries are designed to promote homeownership, much of the recent capital inflow into the developed world has shown up in higher rates of home construction and in higher home prices. Higher home prices in turn have encouraged households to increase their consumption. Of course, increased rates of homeownership and household consumption are both good things. However, in the long run, productivity gains are more likely to be driven by nonresidential investment, such as business purchases of new machines. The greater the extent to which capital inflows act to augment residential construction and especially current consumption spending, the greater the future economic burden of repaying the foreign debt is likely to be.

A third concern with the pattern of capital flows arises from the indirect effects of those flows on the sectoral composition of the economies that receive them. In the United States, for example, the growth in export-oriented sectors such as manufacturing has been restrained by the U.S. trade imbalance (although the recent decline in the dollar has alleviated that pressure somewhat), while sectors producing nontraded goods and services, such as home construction, have grown rapidly. To repay foreign creditors, as it must someday, the United States will need large and healthy export industries. The relative shrinkage in those industries in the presence of current account deficits--a shrinkage that may well have to be reversed in the future--imposes real costs of adjustment on firms and workers in those industries.

Finally, the large current account deficit of the United States, in particular, requires substantial flows of foreign financing. As I have discussed today, the underlying sources of the U.S. current account deficit appear to be medium-term or even long-term in nature, suggesting that the situation will eventually begin to improve, although a return to approximate balance may take some time. Fundamentally, I see no reason why the whole process should not proceed smoothly. However, the risk of a disorderly adjustment in financial markets always exists, and the appropriately conservative approach for policymakers is to be on guard for any such developments.

What policy options exist to deal with the U.S. current account deficit? I have downplayed the role of the U.S. federal budget deficit today, and I disagree with the view, sometimes heard, that balancing the federal budget by itself would largely defuse the current account issue. In particular, to the extent that a reduction in the federal budget resulted in lower interest rates, the principal effects might be increased consumption and investment spending at home rather than a lower current account deficit. Indeed, a recent study suggests that a one-dollar reduction in the federal budget deficit would cause the current account deficit to decline less than 20 cents (Erceg, Guerrieri, and Gust, 2005). These results imply that even if we could balance the federal budget tomorrow, the medium-term effect would likely be to reduce the current account deficit by less than one percentage point of GDP.

Although I do not believe that plausible near-term changes in the federal budget would eliminate the current account deficit, I should stress that reducing the federal budget deficit is still a good idea. Although the effects on the current account of reining in the budget deficit would likely be relatively modest, at least the direction is right. Moreover, there are other good reasons to bring down the federal budget deficit, including the reduction of the debt obligations that will have to be serviced by taxpayers in the future. Similar observations apply to policy recommendations to increase household saving in the United States, for example by creating tax-favored saving vehicles. Although the effect of saving-friendly policies on the U.S. current account deficit might not be dramatic, again the direction would be right. Moreover, increasing U.S. national saving from its current low level would support productivity and wealth creation and help our society make better provision for the future.

However, as I have argued today, some of the key reasons for the large U.S. current account deficit are external to the United States, implying that purely inward-looking policies are unlikely to resolve this issue. Thus a more direct approach is to help and encourage developing countries to re-enter international capital markets in their more natural role as borrowers, rather than as lenders. For example, developing countries could improve their investment climates by continuing to increase macroeconomic stability, strengthen property rights, reduce corruption, and remove barriers to the free flow of financial capital. Providing assistance to developing countries in strengthening their financial institutions--for example, by improving bank regulation and supervision and by increasing financial transparency--could lessen the risk of financial crises and thus increase both the willingness of those countries to accept capital inflows and the willingness of foreigners to invest there. Financial liberalization is a particularly attractive option, as it would help both to permit capital inflows to find the highest-return uses and, by easing borrowing constraints, to spur domestic consumption. Other changes will occur naturally over time. For example, the pace at which emerging-market countries are accumulating international reserves should slow as they increasingly perceive their reserves to be adequate and as they move toward more flexible exchange rates. The factors underlying the U.S. current account deficit are likely to unwind only gradually, however. Thus, we probably have little choice except to be patient as we work to create the conditions in which a greater share of global saving can be redirected away from the United States and toward the rest of the world--particularly the developing nations.

Source : http://www.federalreserve.gov/boarddocs/speeches/2005/200503102/default.htm




Beyond the Noise on Free Trade

BlinkList   del.icio.us   digg   Furl   linkaGoGo   Newsvine   reddit   Shadows   Simpy   Spurl.net   Tailrank   Yahoo! My Web

NO issue divides economists and mere Muggles more than the debate over globalization and international trade. Where the high priests of the dismal science see opportunity through the magic of the market’s invisible hand, Joe Sixpack sees a threat to his livelihood. This gap in perspective grows especially wide whenever the economy experiences short-run difficulties, as it is now. By all indications, the issue could come to dominate the presidential campaign.

Economists are, overwhelmingly, free traders. A 2006 poll of Ph.D. members of the American Economic Association found that 87.5 percent agreed that “the U.S. should eliminate remaining tariffs and other barriers to trade.”

The benefits from an open world trading system are standard fare in introductory economics courses. In my freshman course at Harvard, we start studying the topic in the second week, and we return to issues of globalization throughout the year. The basic lessons can be traced back to Adam Smith of the 18th century and David Ricardo of the 19th century: Trade between two countries creates winners and losers, but it leaves both nations with greater overall prosperity.

The general public, however, is less likely to take its cue from Adam Smith than from Lou Dobbs. In December, an NBC News/Wall Street Journal poll asked Americans, “Do you think the fact that the American economy has become increasingly global is good because it has opened up new markets for American products and resulted in more jobs, or bad because it has subjected American companies and employees to unfair competition and cheap labor?”

When this question was asked a decade ago, the public was almost evenly split. In the recent poll, however, only 28 percent endorsed globalization, while 58 percent opposed it. As the economy continues to weaken from problems in the housing and credit markets, you can expect to hear more about foreigners stealing American jobs, regardless of the true merits of the case.

This shift of public opinion toward economic isolationism may well become a political problem for John McCain. Compared with those of either of his possible Democratic rivals, his track record shows him to be a more unequivocal free trader. Here are some examples:

•In 2002, Mr. McCain voted to give the president “trade promotion authority,” under which trade agreements were no longer subject to amendment by Congress. Barack Obama was not yet in the Senate at that time, but Hillary Rodham Clinton voted against the measure.

•In April 2005, Mr. McCain voted to table a bill proposed by Senators Charles E. Schumer, Democrat of New York, and Lindsey Graham, Republican of South Carolina, that would have authorized a 27.5 percent tariff on Chinese imports if China failed to revalue its currency. Mrs. Clinton and Mr. Obama voted in support of the tariff proposal.

•Also in April 2005, when 58 senators asked President Bush not to offer large cuts in farm subsidies as part of the Doha trade negotiations, Mr. McCain declined to put his name on the letter. Mrs. Clinton and Mr. Obama were among the signatories defending the subsidies.

•In June 2005, Mr. McCain voted to ratify the Dominican Republic-Central America Free Trade Agreement, which lowered trade barriers with Costa Rica, El Salvador, Guatemala, Honduras, Nicaragua and the Dominican Republic. Mrs. Clinton and Mr. Obama voted against the treaty (although, in his most recent book, Mr. Obama wrote, “over all, Cafta was probably a net plus for the U.S. economy”).

•In recent months Mr. McCain has expressed support for the pending free-trade agreement with South Korea, the world’s 12th-largest economy and the seventh-largest trading partner of the United States. Mrs. Clinton and Mr. Obama oppose it.

The most prominent recent flare-up in this debate is over the North American Free Trade Agreement. Negotiations for Nafta began under the first President Bush, and the treaty was eventually passed under ( the first ? ) President Clinton.

Al Gore famously debated Ross Perot about the measure on “Larry King Live” on CNN. While Mr. Perot warned of a “giant sucking sound” sending American jobs south of the border, Mr. Gore gave Mr. Perot a framed portrait of Reed Smoot and Willis C. Hawley, the congressmen responsible for the tariffs that in the 1930s helped make the Depression great. It was a fine moment, both for political theater and mainstream economics.

Today, Nafta could be hailed as a successful example of the bipartisanship that Mr. Obama promises. Most economists agree with Lawrence H. Summers, a Treasury secretary in the Clinton administration, who has said that Nafta “was really a watershed as to whether America was going to stand for larger markets, was going to stand for forward defense of our interests by trying to have a more integrated global economy.”

“It contributed to the strength of our economy,” he added, “both because of more exports and because imports helped to reduce inflation.”

Instead of becoming a beacon of bipartisanship, however, Nafta is the latest whipping boy for the anti-globalization crowd. During their last debate, Mrs. Clinton and Mr. Obama said they would withdraw from the treaty unless Canada and Mexico agreed to further concessions. Canadian authorities were quick to respond that if negotiations were reopened, they would ask for some concessions of their own. True to form, Mr. McCain offered his unconditional support for the landmark agreement.

With the two political parties apparently divided on trade policy, you might expect those free-trade-loving economists to be predominantly Republicans. But that’s not the case. One reason is that economists are not single-issue voters. Like everyone else, they are divided over contentious issues like health policy, the Bush tax cuts and the war in Iraq.

BUT another reason is that many economists don’t really believe the populist rhetoric coming from the Clinton and Obama campaigns. They expect that once in office, either candidate would pursue a policy more like that of Mr. Clinton, who relied heavily on the advice of economic moderates like Mr. Summers and Robert E. Rubin, another former Treasury secretary. When reports surfaced recently of an Obama economic adviser telling the Canadian government to ignore his candidate’s anti-Nafta rhetoric, some people were appalled, but many Democratic economists I know were secretly relieved.

It is hard to be confident, however, that on issues of trade policy either Democratic candidate would act like the last Democratic president. Maybe the candidates’ records as legislators are not good indicators of what their policies might be as president. Maybe campaign rhetoric about Nafta is nothing more than that. But counting on it requires, one might say, the audacity of hope.

N. Gregory Mankiw is a professor of economics at Harvard. He was an adviser to President Bush and advised Mitt Romney in his campaign for the Republican presidential nomination.

Source: http://www.nytimes.com/2008/03/16/business/16view.html




What Makes People Give?

BlinkList   del.icio.us   digg   Furl   linkaGoGo   Newsvine   reddit   Shadows   Simpy   Spurl.net   Tailrank   Yahoo! My Web
Published: March 9, 2008

Not long after the 2004 presidential election, John List and Dean Karlan formed an unusual partnership, with the idea of teaching a little-known liberal group how to raise more money. Karlan, an economics professor at Yale who spent much of his time studying global poverty, was himself a liberal and disheartened by President Bush’s re-election. He had given money to this particular group in the past.

List, however, was a political iconoclast who, if anything, tilted to the right. He taught economics at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which can fairly be described as the center of conservative economic philosophy, and he had recently finished a stint as the environmental expert on President Bush’s Council of Economic Advisers. When he and I were talking on the phone last month, he referred to Karlan, who is a friend of his, as “a left-wing nut” and then let out a laugh.

But List’s interest — and, in truth, Karlan’s main interest — wasn’t to help the liberal group get more money. It was to try to find an answer to a gnawing question: What makes people give their money away?

List and Karlan considered the usual answers (to make the world a better place, to see your name printed in the back of an annual report and the like) too pat, too simple — and sometimes just wrong. Over the years, whenever one of them asked fund-raisers why they did what they did, the responses were vague and unimpressive. There didn’t seem to be much empirical evidence to support the strategies employed by most fund-raisers. So the two economists wondered whether charities were wasting a lot of effort.

The two met a couple of years earlier and talked occasionally about matching gifts, which are a staple of fund-raising. Karlan told List about a $15 million “challenge gift” that an investment banker made t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back in the 1990s, with the stipulation that it would receive the money only if it persuaded other donors to give as well. People around campus, where Karlan was a student at the time, assumed that such a gift would work — that it would cause other donors to give more than they originally planned — but he wasn’t so sure. And it turned out that this was just the sort of problem that List had a reputation for solving.

Thirty-nine years old, with a boyish face, graying hair and the twang of an upper Midwesterner, List went to college at the University of Wisconsin-Stevens Point, helped by a golf scholarship, while driving trucks during the summer to make money. He became an economist, he told me, because he noticed that the economics professors at Stevens Point spent a lot of time playing golf. “I came from a poor family, and I was thinking about being a stockbroker,” List told me when I met him recently. “When I saw those economists golfing, I thought, I want to do what they do.” But a funny thing happened when he began taking economics classes: he liked them. After Stevens Point, he attended graduate school at the University of Wyoming and then began crisscrossing the country for a series of faculty jobs. By 2004, he had become known as a dedicated researcher — a workaholic, even — and was emerging as the star of a growing little corner of the field, the economics of philanthropy.

A few days after Bush won re-election, Karlan got an idea. He e-mailed a fund-raiser at the liberal group — which he and List have agreed to keep anonymous, as is common in academic research — and explained that he wasn’t just a donor. “In my ‘real’ life,” Karlan began, “I am an economist who runs field experiments to learn what works and what does not in the world of social programs.” He then proposed a field experiment, involving matching gifts, in which the group would learn how well they really work. “Have you ever done something like this?” Karlan asked. The group hadn’t, and it quickly agreed to work with him and List.

For a long time, philanthropy was mostly ignored by social scientists. It’s not an especially large part of the economy, and most charities operate on a shoestring, without the resources to finance research projects. But this is starting to change. Americans gave $295 billion to charity in 2006, equal to 2.2 percent of the country’s gross domestic product, up from about 1.8 percent from the mid-’70s to the mid-’90s, according to the Center on Philanthropy at Indiana University. Most philanthropy still comes in the form of small gifts, but there is also a growing group of donors, like Bill and Melinda Gates, who are interested in bringing some of the quantitative rigor of big business to philanthropy.

Academics, for their part, have come to realize that charities provide an excellent laboratory for studying human behavior, in part because so many of them are desperate for the kind of free-of-charge consulting Karlan was offering. When charities are designing their donor appeals, they often go by nothing more than a few rules of thumb, some of which may be profoundly insightful and others a good deal less so. “I think some fund-raisers have developed terrific intuitions, passed on through the fraternity of fund-raisers,” says Paul Brest, president of the William and Flora Hewlett Foundation in Menlo Park, Calif., which often works with charities. “But a lot of the intuitions don’t work. Look at how much junk mail you get.” Matching gifts were another good example. People figured that they worked, because — well, how could they not? They seem so sensible.

Late in 2004, List and Karlan started working on different solicitation letters for the liberal group. The letters were similar except for the part that mentioned (or didn’t mention) a match. In one letter, sent to the control group, there was no match. Another letter said that a donor had agreed to match any gift, dollar for dollar. In a third, the match was increased to two to one, and in a fourth it was three to one.

Among fund-raisers, dollar-for-dollar matches are the norm, but larger ones are common, too. Public radio and the N.A.A.C.P. have both used two-to-one matches. Part of the $15 million gift t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that piqued Karlan’s interest in the 1990s was set aside for a four-to-one match. “Never underestimate the power of a challenge gift” is what one standard textbook, “Conducting a Successful Fundraising Program,” advises, adding that “a richer challenge greatly increases attractiveness.” The economics are simple enough. A matching gift effectively reduces the cost of making a donation. Without a match, you would have to spend $400 to make your favorite charity $400 richer. With a three-to-one match in place, it would cost you only $100 to add $400 to the charity’s coffers.

In addition to common sense, some of the earliest economic research on philanthropy supported the idea that matching gifts should make a big difference. In the 1970s, economists began studying the tax deduction for charitable giving, and they found that it clearly affected how much people gave. When tax rates were higher — and deductions were thus more valuable — people gave more. It seemed to follow that they would be equally rational about a match. When Karlan and List got their results, however, they realized that the conventional wisdom about matches was only partly right. The existence of a matching gift did very much matter. In their experiment, 2.2 percent of people who received the match offer made a donation, compared with only 1.8 percent of the control group. That may not seem like a big difference, but it is — more than a 20 percent gap between the two response rates, which is certainly large enough to justify making the effort to solicit a hefty matching gift.

But the size of the match in the experiment didn’t have any effect on giving. Donors who received the offer of a one-to-one match gave just as often, and just as much, as those responding to the three-to-one offer. That was surprising, because a larger match is effectively a deeper discount on a person’s gift. Yet in this case, the deeper discount didn’t make an impact. It was as if Starbucks had cut the price of a latte to $2 and sales didn’t increase.

In early January, I met List for lunch in the warehouse district of New Orleans during a conference of academic economists. We spent the first part of the meal talking about sports, and I asked him whether he thought there might be a parallel between professional sports teams and charities. As Michael Lewis (a contributing writer for this magazine) explained in his 2003 best seller, “Moneyball,” baseball executives spent years clinging to beliefs that were simply false. Only recently, thanks to the emergence of young executives who insisted on looking at data, had some of the myths been exposed. The research on charitable giving is still in its early stages, but is it possible, I wondered, that fund-raising would also prove to be riddled with inefficiencies? Absolutely, List replied. “I think most fund-raisers are doing this wrong.”

The results of the matching-gift experiment provided List and Karlan with precisely the sort of subtlety that they hoped to uncover. It also spoke to that fundamental question about philanthropy: Why do people give? Is it really to make the world a better place, to give back to the community as a token of gratitude? Or is giving instead about something less grand, like seeing your name on a building, responding to peer pressure or simply feeling good about yourself? To put it bluntly, is charitable giving a high-minded form of consumption?

In the late 1980s, an economist named James Andreoni argued that the internal motives for giving were indeed more important than many people had acknowledged. He came up with a name for his idea — the “warm glow” theory — and it stuck. In the warm-glow view of philanthropy, people aren’t giving money merely to save the whales; they’re also giving money to feel the glow that comes with being the kind of person who’s helping to save the whales.

This is less depressing than it may sound. For one thing, the charities are still getting the money, no matter what the donors’ motives are, and many of them are putting it to good use. For another, the warm-glow theory means that philanthropy can be more than a zero-sum game. If giving were strictly rational, the announcement of a big donation might lead other people to give less to the cause; they might figure it no longer needs their money as much. Thanks to the warm glow, though, Warren Buffett’s $31 billion gift to the Gates Foundation won’t cause other people to think that they no longer need to help fight dysentery. If anything, Buffett’s gift might make them more likely to make a donation. They can then have the sense that they’re joining forces with someone else — with Warren Buffett, no less — and becoming part of a larger cause.

Andreoni’s argument was a merely theoretical one, but the experiment by List and Karlan suggested that it was correct. Donors did not, in fact, seem to do a rational analysis of how they could best help promote liberalism. And there was one more layer to their results that made the findings even more striking. In blue states — defined as those that voted for John Kerry — even the existence of a matching gift had only a minor effect. It lifted the response rate by about 5 percent. In red states, though, a matching gift increased donations by about 60 percent. For isolated liberals living in states that had just voted for Bush’s re-election, the glow that came from joining up with another liberal seemed to be much stronger. “Giving is not about a calculation of what you are buying,” Karlan said. “It is about participating in a fight.” It is about you as much as it about the effect of your gift. As much as fund-raisers say that they understand these mixed motivations, charities often continue to behave as if donors were automatons. Thus the existence of big matching gifts.

Along similar lines, Jonathan Gruber, an economist at the Massachusetts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has conducted a mischievous experiment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religious giving and religious observance. His inspiration was a comment his father made after he was elected treasurer of his synagogue in New Jersey. “Good,” Gruber’s father told him, with some amount of irony, “now I don’t have to go.” Somebody thinking purely about the temple might have decided that the treasurer should attend services even more often than an ordinary congregant. After all, he would need to set an example as a community leader. But someone who wanted to attain a certain commitment level — who wanted do enough to feel the warm glow of being involved in the life of the temple — would consider regular attendance and synagogue duties to be substitutes for each other.

To see how typical his father was, Gruber dug into surveys that ask people about how they spend their money and their time. Sure enough, his dad was typical. When the tax code changed in the early 1990s and made the deduction for charitable giving more valuable, the average churchgoer gave more money — and attended services less often. Gruber called his research paper “Pay or Pray.”

List likes to use another phrase to describe the larger phenomenon: impure altruism. It fits nicely with the recent explosion of academic research on the anomalies and irrationalities of life. The field is known as behavioral economics. It has shown, for example, that many people buy monthly memberships to health clubs even when paying individually for each visit would be much cheaper. Apparently, people imagine that the membership will inspire them to work out far more often than it really does. Behavioral economists don’t question that people generally want to do what’s best for themselves — and probably what’s best for their favorite cause, as well. But the world is a complicated place, full of psychological nuances that trip them up.

Growing up in Sun Prairie, Wisc., List collected baseball cards. In high school, he somehow persuaded his girlfriend, Jennifer Einerson, to come along with him on weekends to visit sports-card shows around the Midwest. They both went to college at Stevens Point and continued going to the card shows, driving to Illinois or Minnesota or Iowa. List found that he could make a profit buying and selling cards, which gave him some extra income on top of the money he earned as a short-haul truck driver. (List’s father is a truck driver, and his mother is a retired secretary.) More to the point, the card shows offered List his first glimpse into the inner workings of a market economy, with all of its rationalities and irrationalities.

After graduate school at Wyoming, List took a job at the University of Central Florida, in Orlando. By this time, he and Jennifer were married (they now have five children), and they moved to Orlando. In each of his first four years at Central Florida, he won the award for best undergraduate economics teacher. He also coached the water-skiing team for two years — leading it to an eighth-place finish at the 1999 national championships — until the university president shut it down, temporarily, in order to spend more money on the football team.

Even setting aside his time as a coach, athlete and truck driver, List’s background is highly unusual for an economist at the pinnacle of the field. In the Chicago economics department — currently home to four Nobel winners — most faculty members attended one of just a handful of top-notch graduate economics programs. List has broken the mold, and his background helps explain why he has been so open to getting his hands dirty in the real world.

Within the economics profession, the most exciting part of List’s work isn’t the road map it offers for charities. List happens to do his research on philanthropy, but what he’s really doing is helping promote methods in social science that are well established in medical science — real-world experiments relying on randomized trials. “He’s a real phenom,” says Charles Clotfelter, a Duke University economist who did much of the early research on tax deductions. “He’s very creative. And this is a completely innovative area of economics.”

For years, empirical economic research tended to come in one of two forms. Either economists gathered existing data and tried to tease out cause and effect with the help of statistical analysis, or they ran controlled laboratory experiments, which allow researchers to ask almost any question they want to ask. But lab experiments have an obvious drawback. They aren’t especially realistic. If you put a college sophomore in a room, gave her $20 to spend and presented her with a series of pitches from hypothetical charities, she might behave very differently than when sitting on her sofa sorting through letters from actual organizations. “I’d rather have a lab experiment than no evidence,” Gruber says. “But it’s an artificial environment.” Field experiments offer a way to bridge the gap. When designed well, they allow researchers to pick the questions they want to ask, while increasing the odds that the answers will be genuine. Some economists say List can sometimes be too dismissive of lab experiments, but they also maintain that he’s right to push the discipline out into the field.

At Central Florida, List found himself in charge of raising money for a new research center in environmental economics, and he decided to turn the task into an experiment. Working with David Reiley of the University of Arizona — another pioneer of field experiments (who’s now on leave to work for Yahoo ! ) — List set out to see whether donors cared about so-called seed money. Fund-raisers generally like to have raised a large portion of their ultimate goal, sometimes as much as 50 percent, before officially announcing a new campaign. This makes the goal, as well as the cause, seem legitimate.

To see whether the strategy made sense, List and Reiley wrote letters to potential donors saying that the university wanted to buy computers for a new environmental-research center. They varied the amount of money that supposedly had already been raised. In some letters, they put the amount in hand at $2,000, out of the $3,000 they needed for a given computer; in others, they said they had raised only $300 and still needed $2,700. The results were overwhelming. The more upfront money Central Florida claimed to have on hand, the more additional money it raised. When paired with the matching-gift research, the study suggests that seed money is a better investment for charities than generous matches.

What got List noticed by Chicago, however, was an experiment with sports cards. Using data from card shows, he showed that traders became more rational — less emotionally tied to the cards they owned — as they accumulated more experience. The study fit right into the neoclassical ethos of the Chicago economics department, which holds that people are rational and that markets work. In the paper, he included a direct critique of a renowned study in behavioral economics that suggested people often hold on to an item they own (a house, for example) in the vain hope that its value will rise.

But List doesn’t align himself with the rationalists or the behaviorists; he says he simply follows his evidence to the logical conclusion. Tellingly, while he worked for the Bush administration, he found himself frustrated by its inflexibility, specifically its unwillingness to use market incentives to reduce carbon emissions. This year, his favorite candidate is Barack Obama. “A lot of people ask me, ‘What are you?’ ” List told me. “I’m just a field experimentalist. I gather data.”

One theme to emerge from List’s research, and that of his fellow economists, is that the conventional wisdom about giving tends to be mostly right and yet is still flawed in important ways. The study on matching gifts bore that out. Matches matter, but not for the obvious reasons and not in the obvious ways. Rachel Croson, an economist at the University of Texas at Dallas, found a similar pattern when she examined pledge drives by public radio stations.

As any listener knows, these stations inundate potential givers with suggested donation levels during these drives. They may explicitly suggest a $50 gift, for example, or they may list a series of items — a mug, a CD, a T-shirt — that serve as thank-you gifts for specific donation levels. Each of these price points serves as a suggestion. When Croson asked how these price points were determined, “it was really amazing to me to see how little science there was behind fund-raising,” she says.

So she and her co-author, Jen Shang, conducted an experiment in which listeners who called to make a pledge were casually told that another caller had made a gift. But the amount of the gift varied — in some cases, $75 (which was the median gift size for that station), in others, $300. Not surprisingly, perhaps, the callers who heard about the $75 gift didn’t seem to be affected by it. They gave the same amount, on average, as callers usually gave. But the people who heard about the $300 gift gave more — about 12 percent more on average — having apparently been inspired, or shamed, into being more generous.

Croson and Shang then tried a variation on the experiment at a different station, using $600 and $1,000 gifts instead. And here came the rub: the callers who heard about a $1,000 gift actually gave less than those who were told about a $600 gift. To most callers, a $1,000 donation sounded too large to be relevant. They thought to themselves, as Croson explained, “That couldn’t possibly be me.” There was a sweet spot for a radio station, but a steep penalty for overshooting it.

The economics of fund-raising are filled with such contextual nuances. In a door-to-door fund-raising drive, List found that men gave more money when the person asking for the gift was an attractive woman. (You knew this was coming: women weren’t affected by beauty, whether the solicitor was male or female.) Yet this ploy had no lasting value to the charity. When the besotted men were asked for a follow-up gift on the phone or by mail, they gave no more than people who were greeted by an average-looking fund-raiser. Offering a lottery, on the other hand, worked in both the short term and the long term. People gave more money when they were told their donation made them eligible for a prize, and they gave more the next time they were asked too.

To those of us outside academia, the notion that men often try to impress attractive women may not count as an intellectual breakthough, but for fund-raisers desperate for guidance, the research on charitable giving is a gift in itself. And it often does contain real insight. Last year, Princeton University held a conference at which List, Croson, Andreoni and others who study charitable giving got together with fund-raisers from Africare, the National MS Society and elsewhere. I spoke with three people who listened to the academics present their work, and all said they found it invigorating. “We all have different strategies and takes on how to reach out to potential donors,” said Nicole Eley of Africare, which sends development and relief aid to Africa. “Many of them work, some don’t — it’s a trial-and-error process.” It’s easy to imagine that the academic research may eventually serve as the building blocks for a unified theory of how to raise money.

For those of us who aren’t putting together fund-raising appeals, the real importance of these studies is the glimpse they offer into the human mind, and the clues about how to make the world work a little bit better. As it happens, Richard Thaler, one of the behavioral economists List criticized in his sports-card paper, and Cass Sunstein, a widely published law professor, are coming out with a book next month called “Nudge.” It’s a manifesto for using the recent behavioral research to help people, as well as government agencies, companies and charities, make better decisions.

One of their ideas directly echoes the experiment for the liberal group that List and Karlan did in 2004. Thaler and Sunstein point out that people who save money through a 401(k) often set aside exactly the amount of money that triggers a matching contribution from their employer, no matter how big or small the match. When an employer matches the first 6 percent of salary dollar for dollar, many people will save 6 percent. But they often save just as much when the match is only 50 cents on the dollar. It follows, then, that if a company wanted to nudge its employees to save a little more, it could lift the ceiling for the match while reducing the amount of the match. For instance, it could match up to 10 percent of an employee’s salary, at 30 cents on the dollar. Because the Treasury Department and Congress are involved in setting 401(k) rules — and the because the country would be better off if people saved more — there is a good argument that the government should encourage companies to make just such a change.

When you think about these findings for long enough, you start to realize they may have another implication as well, one that circles right back to philanthropy. Each year, the federal government subsidizes charitable donations to the tune of about $50 billion a year. That is the value of tax deductions that the government gives out in exchange for donations. It’s a huge amount of money, more than enough to pay for, say, universal preschool for all 3- and 4-year-olds.

There are several reasons to question whether a subsidy of this size is such a good idea. Deductions of any kind complicate the tax code. This particular deduction disproportionately benefits the affluent, who have done quite well on their own in recent years. It also adds to the government’s long-term budget deficit. In an ideal world, the government would figure out a way to recoup some of this money without causing charitable giving to plummet. Philanthropies would be able to continue doing most of the good work they’re now doing without being quite such a drain on the federal budget.

Think back now to the central findings of List’s and Karlan’s research. People aren’t always clearheaded about money; sometimes the existence of a financial incentive can matter as much as its size. So what if it were possible to design a tax policy for charitable giving that wasn’t quite as generous as the current one but still led people to give nearly as much as they’re giving now? It wouldn’t be easy. As the original research on charitable giving suggested, people are often quite rational about their taxes — more rational, evidently, than they are about matching gifts. But it might not be impossible, and the potential benefits would be enormous. It’s the kind of problem that cries out for a clever field experiment by someone like John List.

David Leonhardt is an economics columnist for The Times and a staff writer for the magazine.

Source: http://www.nytimes.com/2008/03/09/magazine/09Psychology-t.html




南 窗 集: 為 《 五 常 問 答 室 》 序

BlinkList   del.icio.us   digg   Furl   linkaGoGo   Newsvine   reddit   Shadows   Simpy   Spurl.net   Tailrank   Yahoo! My Web

「 五 常 問 答 室 」 是 一 位 同 學 替 我 在 網 上 搞 的 一 項 玩 意 , 很 成 功 ; 跟 着 又 嘗 試 了 「 五 常 考 室 」 , 試 題 用 英 語 , 同 學 不 習 慣 , 過 了 不 久 不 繼 續 下 去 。 「 問 答 室 」 還 在 繼 續 。 讀 者 提 出 的 問 題 多 , 由 處 理 的 同 學 先 挑 選 , 傳 來 後 我 再 挑 , 十 題 答 不 到 一 題 吧 。 起 初 我 每 星 期 答 三 、 四 題 , 今 天 減 至 每 星 期 答 兩 題 , 有 時 因 為 《 南 窗 集 》 寫 經 濟 分 析 , 要 想 得 深 入 , 也 要 寫 得 淺 出 , 分 思 不 下 , 逼  着 要 把 「 問 答 室 」 擱 置 一 下 。張五常


這 篇 《 序 》 是 為 「 五 常 問 答 室 」 的 開 頭 一 百 篇 問 與 答 的 結 集 成 書 而 寫 的 , 絕 對 是 首 一 百 , 沒 有 刪 除 , 由 花 千 樹 的 老 編 分 門 別 類 , 分 得 好 , 可 讀 , 一 般 過 癮 。 雖 然 主 理 這 問 答 室 的 同 學 要 求 提 問 的 說 清 楚 是 何 方 神 聖 , 但 來 者 用 上 的 名 字 一 般 古 怪 , 這 集 子 排 版 時 把 名 字 刪 去 。 提 問 者 來 自 全 世 界 , 是 互 聯 網 帶 來 的 發 展 了 。 地 球 一 體 化 , 互 聯 網 居 功 至 偉 。 不 容 易 明 白 今 天 的 地 球 還 有 戰 爭 這 回 事 。 像 今 天 的 同 學 那 樣 , 大 家 到 網 上 拜 我 為 師 不 是 很 好 嗎 ? 可 惜 老 外 要 先 學 中 文 。 非 常 高 興 聽 到 那 麼 多 的 小 鬼 仔 開 始 學 中 文 。 可 惜 年 逾 古 稀 , 能 繼 續 動 筆 的 日 子 不 多 了 。 如 果 年 輕 三 十 歲 , 我 的 散 文 有 機 會 寫 到 讀 者 之 多 的 紀 錄 , 永 不 可 破 ( 一 笑 ) !


想 想 吧 , 地 球 上 的 眼 睛 就 是 那 麼 多 , 閱 讀 的 時 間 就 是 那 麼 長 , 如 果 舉 世 的 鬼 仔 皆 懂 中 文 , 電 腦 無 處 無 之 , 有 朝 一 日 , 某 中 文 寫 手 有 機 會 雄 霸 地 球 的 眼 睛 時 間 , 傳 為 佳 話 。 可 不 是 嗎 ? 要 是 金 庸 後 生 半 個 世 紀 , 今 天 網 上 的 吵 鬧 會 是 到 處 洪 七 公 。 寫 到 這 裡 , 我 想 起 三 十 年 前 美 國 某 反 托 拉 斯 案 , 一 個 產 出 罐 頭 湯 的 被 起 訴 , 理 由 是 該 產 出 機 構 發 出 的 廣 告 太 多 , 顧 客 沒 有 時 間 看 其 他 的 。 有 點 無 稽 , 但 官 司 是 這 樣 打 起 來 。

 
回 頭 說 「 問 答 室 」 , 它 的 起 因 是 報 章 改 版 , 每 星 期 兩 篇 的 《 還 斂 集 》 要 中 斷 。 該 「 集 」 每 篇 約 千 二 字 , 讀 者 實 在 多 。 本 來 不 慣 於 寫 那 麼 少 字 數 的 , 但 操 練 了 幾 個 月 後 , 得 心 應 手 , 掌 握 了 字 數 上 的 文 章 結 構 。 兩 年 前 同 學 為 我 的 散 文 開 博 客 , 跟  着 多 個 博 客 轉 載 , 而 其 他 網 頁 轉 載 動 不 動 以 千 計 , 擴 散 開 來 了 。 《 還 斂 集 》 要 停 筆 , 單 憑 《 南 窗 集 》 可 能 留 不 住 讀 者 , 一 些 朋 友 認 為 , 讀 者 的 凝 聚 不 容 易 , 散 失 了 可 惜 , 於 是 想 到 「 問 答 室 」 這 個 玩 意 。


無 庸 諱 言 , 讀 者 是 無 情 的 。 八 三 年 十 一 月 起 為 《 信 報 》 寫 專 欄 , 寫 出 後 來 結 集 為 《 賣 桔 者 言 》 、 《 中 國 的 前 途 》 、 《 再 論 中 國 》 等 文 章 , 讀 者 的 支 持 熱 鬧 。 其 後 每 次 中 斷 一 段 時 期 , 再 動 筆 , 總 要 有 好 幾 個 月 才 能 把 讀 者 拉 回 來 。 經 驗 上 , 只 有 為 《 信 報 》 動 筆 , 幾 個 星 期 後 發 表 《 鄧 家 天 下 》 , 讀 者 就 熱 鬧 起 來 了 。 於 今 回 顧 , 作 為 經 濟 散 文 的 嘗 試 , 《 賣 桔 者 言 》 ( 《 鄧 家 天 下 》 被 安 排 於 首 ) 的 暢 銷 是 異 數 。 四 年 後 ( 一 九 八 八 ) 四 川 出 簡 體 版 ( 編 者 拿 開 了 《 鄧 家 天 下 》 ) , 數 萬 本 幾 天 賣 清 光 , 跟  着 被 列 為 禁 書 , 據 說 今 天 的 收 藏 者 出 價 高 達 千 元 ( 八 八 年 四 川 訂 價 一 元 二 角 ) 。


文 字 上 , 《 賣 桔 者 言 》 不 及 今 天 那 麼 好 , 因 為 當 時 是 初 學 以 中 文 下 筆 。 然 而 , 從 產 權 及 交 易 費 用 的 角 度 分 析 經 濟 , 當 時 一 般 讀 者 覺 得 很 新 奇 , 何 況 以 散 文 體 寫 經 濟 , 之 前 沒 有 人 嘗 試 過 。 不 是 刻 意 創 新 , 而 是 開 頭 幾 篇 過 於 學 術 性 , 讀 者 說 不 易 懂 , 逼  着 要 放 開 來 寫 , 忽 左 忽 右 , 時 而 閒 話 家 常 , 時 而 大 聲 疾 呼 , 意 之 所 之 地 發 揮 一 下 。 見 讀 者 人 數 急 升 , 當 然 繼 續 放 開 下 筆 了 。


說 讀 者 的 或 多 或 少 無 關 重 要 , 是 騙 人 的 話 。 昔 日 的 伯 牙 要 遇 到 鍾 子 期 才 奏 得 出 高 山 流 水 , 何 況 經 濟 散 文 是 為 街 上 的 人 動 筆 , 讀 者 不 夠 多 是 寫 不 起 勁 的 。 我 這 個 人 既 不 做 作 , 也 不 取 寵 , 喜 歡 有 話 直 說 。 我 想 , 讀 者 愛 讀 是 因 為 文 風 獨 特 , 為 了 自 娛 , 文 思 往 往 突 然 轉 變 。 葉 海 旋 與 周 其 仁 曾 經 說 , 讀 我 的 文 章 , 看 了 題 目 及 開 頭 一 兩 段 , 他 們 怎 樣 也 猜 不 中 我 跟 着 
 要 說 的 是 什 麼 。 當 然 猜 不 中 , 因 為 我 自 己 也 不 知 道 將 會 說 些 什 麼 。


「 五 常 問 答 室 」 出 現 了 三 幾 十 期 後 , 每 期 讀 者 之 多 竟 然 不 亞 於 《 還 斂 集 》 的 文 章 。 是 個 小 奇 蹟 , 因 為 前 者 的 字 數 只 約 後 者 的 三 分 之 一 , 而 每 「 答 」 只 用 約 三 十 分 鐘 時 間 。 節 省 時 間 更 多 之 處 , 是 題 材 由 讀 者 提 出 , 我 只 是 選 擇 , 不 需 要 自 己 想 題 材 。 讀 者 雲 集 有 幾 個 原 因 , 其 一 可 能 是 題 材 由 讀 者 提 出 , 其 變 化 比 我 自 己 可 以 想 出 來 的 大 得 多 。 昔 日 求 學 時 , 曾 經 在 圖 書 館 猛 攻 近 三 年 , 讀 得 非 常 雜 , 今 天 讀 者 提 出 的 , 或 深 或 淺 我 總 可 以 應 酬 一 下 。


互 聯 網 的 發 明 無 疑 是 讀 者 多 的 主 要 原 因 。 很 有 點 不 可 思 議 。 一 個 新 疆 讀 者 提 問 , 我 答 了 , 半 個 小 時 後 有 讀 者 從 澳 洲 回 應 。 答 得 有 些 新 意 也 是 讀 者 多 的 一 個 要 點 。 去 年 一 個 讀 者 問 廉 租 房 的 可 取 性 , 我 反 對 , 舉 出 香 港 搞 得 一 團 糟 的 經 驗 , 讀 者 的 反 應 不 怎 麼 樣 。 最 近 另 一 讀 者 再 問 廉 租 房 , 我 說 這 設 施 明 顯 地 把 窮 人 集 中 在 一 起 , 導 致 社 會 出 現 了 人 為 的 兩 極 分 化 , 住 廉 租 房 的 孩 子 進 學 校 會 受 到 同 學 的 歧 視 。 這 樣 提 出 一 小 點 新 意 , 某 網 站 的 點 擊 達 十 三 萬 。 一 位 讀 者 問 如 果 中 國 要 遷 都 , 應 該 從 北 京 搬 到 哪 裡 ? 我 說 沒 有 其 他 城 市 可 以 取 代 北 京 , 但 如 果 非 遷 不 可 , 我 選 杭 州 , 只 解 釋 幾 句 , 不 僅 讀 者 多 , 而 他 們 之 間 吵 起 來 了 。 跟  着 好 些 問 題 是 關 於 我 對 不 同 地 區 的 看 法 。 雖 然 走 遍 大 江 南 北 , 但 老 是 走 馬 看 花 , 到 過 哪 裡 自 己 也 記 不 清 楚 , 只 答 了 幾 條 關 於 地 區 的 問 題 。


對 一 個 寫 稿 的 人 來 說 , 互 聯 網 帶 來 多 讀 者 當 然 可 喜 , 但 給 人 謾 罵 也 是 多 得 離 奇 , 有 時 看 來 有 組 織 性 。 捱 罵 無 所 謂 , 但 亂 罵 一 通 的 例 子 不 少 , 使 我 擔 心 中 國 青 年 的 求 學 問 題 。 在 國 內 的 校 園 跑 , 遇 到 的 好 學 生 比 香 港 的 多 , 奇 怪 是 在 網 上 謾 罵 或 無 理 取 鬧 的 , 顯 然 不 是 讀 書 材 料 。 高 斯 、 艾 智 仁 和 我 歷 來 相 信 , 炎 黃 子 孫 的 先 天 智 慧 不 弱 於 人 , 是 看 錯 了 嗎 ? 誇 張 一 點 說 , 高 斯 與 艾 智 仁 皆 認 為 中 國 人 的 先 天 智 慧 是 地 球 上 最 高 的 。 要 是 他 們 懂 中 文 , 在 網 上 讀 到 那 麼 多 毫 無 道 理 的 言 論 , 恐 怕 會 改 變 主 意 。


每 期 問 答 的 名 目 是 由 主 理 該 「 室 」 的 同 學 起 的 , 有 時 網 站 的 編 輯 刻 意 招 徠 , 修 改 一 下 , 出 版 前 再 由 花 千 樹 的 老 編 過 目 或 修 改 。 換 言 之 , 名 目 為 何 我 是 沒 有 參 與 或 左 右 的 。

轉載: 香港壹週刊 (20-3-08)




Page :  1 2 3 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