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子暘
鉛筆經濟研究社
沒人喜歡酸雨，排放污染、製造酸雨的人也不例外。那麼，這些人為什麼還要製造污染、讓酸雨從空而降呢？答案是，他們並不是在無緣無故地製造污染。污染都是某種生產的副產品，而這種生產對社會是有益的，可惜，這種生產是有代價的，代價之一就是不可避免地要排放污染。二氧化硫是煤炭燃燒以後產生的氣體。這種氣體在大氣中經過複雜的變化，形成酸性的雨水，就是酸雨。
禁止燃燒煤炭肯定會大大降低二氧化硫的排放。可是，在沒有替代能源的情況下，禁止燃燒煤炭是不可想像的。難道冬天可以不取暖嗎？難道工廠裡的鍋爐都應該熄滅嗎？當然不行。可是，酸雨那麼有害，即使不能禁止，似乎也應該盡量減少煤炭的燃燒。可是企業為此蒙受經濟損失，怎麼辦呢？環保主義者會說，沒辦法，那是人們為了保護環境而應當承受的犧牲。
正是在這種思路指引下，當二十世紀七十年代酸雨逐漸對環境造成嚴重威脅時，美國政府頒布法規，嚴厲控制污染排放量。法規要求所有排放污染的工業企業都要努力壓縮各自的二氧化硫排放量，以減少總的大氣污染。政府認為，環境污染問題是自發分散的市場體制無法解決的，只能依靠政府出面人為解決。政府還相信，只要執法的意志足夠堅決、執法力度足夠大，酸雨就會大大減少，而環境就會得到保護。
不過，法規執行一段時間過後，人們發現，這種強制規定的效果比立法者當初想像的要差多了。工廠減少排放，勢必影響生產，企業的經濟效益受損。雖然環保主義者認為理當如此，可實際情況不會那麼簡單。經濟效益受到影響的企業對政府法規的牴觸越來越強，他們有各種各樣的辦法來逃避管制。政府執法的難度越來越大。環境保護的效果並不理想。而且，整體經濟發展還受到了嚴重的影響。保護環境固然重要，但在現實中，無論是政府，還是企業，都很難做到「不惜一切代價」。那麼，放棄對污染的控制，任由企業排放污染呢？這當然也不行。問題的解決一時走入困境。相關各方陷入了一個無法解脫的「局」。
這時，經濟學家站了出來。他們指出，政府的做法是反市場的，必然遭到企業的抵制、而且也達不到最初設想的效果。酸雨的問題，看起來是市場失靈的結果，可是實際上，解決這個問題還是要依靠市場機制本身。在這個看起來市場無法發揮作用的地方，其實市場——人們之間的自願交易仍然提供了最好的解決辦法。
經濟學家說，雖然人人都支持保護環境，但那些排污企業生產出來的產品在市場中也並不愁銷路，也就是說，人們在需要好的環境的同時，也需要這些日常生活必不可少的商品。生產和污染，在既有的技術條件下，是硬幣的兩面。世界上沒有只有一面的硬幣。同時，社會生產也不可能完全沒有任何環境污染。
同時，自然環境有相當的自我淨化能力。也就是說，環境可以容納一定數量的污染，並通過大氣循環、水循環等辦法把污染消除。自然環境的這種自淨能力，實際上是人們擁有的一種資源。人們面臨的真正問題，不是怎樣徹底消除污染——那也就消除了生產，而是怎樣高效率地利用這種資源，生產出盡可能豐富的產品，最大限度地滿足人們的需要。
在這個思路指引下，經濟學家提出了酸雨的解決辦法。這個解決辦法被美國政府採納，並取得了很好的社會效果。這就是著名的美國酸雨計劃。
酸雨計劃的核心是基於市場的許可證交易。這個計劃的前提是認可人們的環境使用權。也就是說，在環境有自我淨化能力的前提下，人們有權力向環境中排放一定量的污染。那種認為應該不顧代價盡可能降低污染的主張是幼稚的，無法實際應用。
如果上述前提被接受的話，環境問題就轉化為以下兩個問題：一、環境對污染物的容量是多少；二、在社會中，怎樣分配這些污染量，才能做到產出最大化，也就是效率最高。
第一個問題是技術問題，由環境科學家進行定量研究。第二個問題則是一個資源分配問題，應該交給市場去解決。
美國的酸雨計劃的主要部分正是圍繞著這兩個問題展開的。
首先，經過多方面的科學研究，政府制定了最高污染排放量，實施污染總量控制。對主要的污染物質，政府分別規定了排放總量。這種總量規定的週期是一年，每年根據各種實際情況進行調整。
然後，把污染總量分配給行政區內的各個污染製造者。這種分配當然必須是透明平等的，所有企業或者公民個人可以任意核查。得到污染排放許可權的企業擁有相應的許可證。
接下來的事情就交給市場了。企業可以自由交易他們手中的污染許可證。聽起來這個情景挺恐怖——一群腦滿腸肥的資本家為了利潤最大化交易著他們手中製造污染的權力。可是實際上，這是一個奇妙的發現過程。人們通過彼此之間的自願交易尋找最高效分配污染量的解決方案。
在酸雨計劃以前，所有製造污染的企業必須同等地降低他們的排放量。可是，對於不同的企業來說，降低排放的困難度是不一樣的，降低排放所需的費用，對於不同的企業來說大不相同。有的企業可能只需花一點點錢就可以大幅降低排放；而有的企業，即使竭盡全力，可能也很難降低排放。這就好像要求所有的社區消滅同樣數量的老鼠。那些非常乾淨的社區可能已經無鼠可捕，花費大筆錢才能抓到一隻老鼠。倒是那些遍地垃圾的社區可以輕鬆完成滅鼠任務。
所以，理想的方案是根據不同企業的具體情況，相應地分配污染量，這樣才可以達到在全社會範圍內以最小代價最大限度降低污染的目的。如果政府能夠全知全能，並且拒腐蝕永不沾，那也許不需要市場了。官員們可以制定出完美的分配方案。可世界上當然沒有全知全能、徹底廉潔的天使政府，因此，這件事要交給市場去辦。
酸雨計劃實施以後，就像經濟學家預計的那樣，交易許可證得到了企業的歡迎。那些得到了排污許可證的企業，很樂意在二級市場上交易他們的污染權。也只有通過這種交易，人們才能真正發現不同企業降低污染的真實成本。在強制減排時期，所有企業都在叫喊著他們已經盡了全力。他們對於排污的需求一定是多多益善的。可是，如果排污權可以賣出去，換來白花花的銀子，他們的真實情況就會不可避免地暴露於光天化日之下。在經濟利益的刺激下，他們降低污染的能力甚至超過了他們自己的預期。
有意思的是，排污權交易也給環保主義者提供了真實表達他們意願的機會。以往，環保主義者總是站在道德高處對他人指指點點。現在，在排污權可以交易的情況下，那些真正致力於環境保護的人完全可以從企業花錢買下排污指標，然後把這個指標作廢，不去排污。這樣毫無疑問會減少總的排污量。不過，現實中真正這樣去做的環保組織幾乎沒有。看來，批評他人利慾熏心是一回事，自己實實在在地為了環境做出犧牲、承受代價，就是另一回事了。
美國的酸雨計劃取得的成果超出了人們的想像。在酸雨計劃以前，為了達到減排指標，美國社會每年需花費50億美元。計劃制定者估計，酸雨計劃可以把這個花費降低到40億美元，可是實際結果是，實施排污權交易以後，同樣的排放總量，只花費了20億美元。而且，參與交易的企業，污染總排放量降低了45%，而那些沒有機會參與交易的企業，排放量卻增加了12%；社會體制最理想的狀態就是讓那些有益的行為同時也是明智的行為。應該說，美國酸雨計劃就是這樣一個非常好的社會體制。在這個計劃下，對整個社會有益的事情同時也是對企業有利的事情。
美國的酸雨計劃後來被推廣到世界上許多其他國家，都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後來，污染權交易還在世界範圍內進行。一般人認為，富裕的發達國家應該為減少地球污染做出更多貢獻，他們應該帶頭降低自己的排污量。這種簡單化的認識顯然不符合經濟規律。符合經濟規律的做法是讓那些減污花費最低的國家更多地降低污染，而他們的努力將通過交易排污權得到足夠的補償。
1998年，美國芝加哥股市首次拋出減少溫室氣體證券。當時，發達國家減少空氣污染的費用達到每噸空氣100美元，而一些發展中國家這方面的費用則只有幾美元。在此巨大利差之下，最好的方案自然是發展中國家把排污權賣給發達國家，這樣一來，地球總體的污染數量不變——或許減少，而發展中國家則得到了大筆現金。沒有比這更好的安排了。比如，哥斯達黎加這個小國通過該市場每年可以從出售排污權中獲得2.5億多美元。
酸雨計劃所以得到成功，根本原因還是在於它通過市場手段，真正激發了企業降低污染的積極性。事實上，如果沒有足夠的激勵，人們甚至不能意識到自己的潛力到底有多大。環境問題如此，其他許多問題也是如此。那些輕言市場失靈，動輒就主張把控制權交給某個集中組織的做法，只能一再重複已有的失敗，並在道德上不斷貶低人們，從而給更大的社會控制做好準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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