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五常
蘋果日報
還斂集
清楚的權利界定 (05/01/2007)


在一九六九年出版的《佃農理論》的結論中，我對當時盛行的經濟發展學說痛下批評（見一六○頁），指出這門學問的「理論」，漠視了產權的局限條件，胡說八道，不知所云。產權局限對人類行為有決定性，當時是艾智仁與高斯的學問，由我推到經濟發展那邊去。十年後，我發表《千規律，萬規律，經濟規律僅一條》，是針對中國當時風雨欲來的改革下筆了。跟在《賣桔者言》、《中國的前途》、《再論中國》等文章結集中，重複又重複地細說產權對經濟發展的決定性。

是二十多年前的往事了。當年侯運輝問：「你寫來寫去都是那幾句，沒有其他可說嗎？」我回應：「這是秘密，不要說出去。只幾句可以說那麼多遍，次次不同，厲害不厲害？」

幾天前見到高斯的助手，對他說：「論及西方經濟學對中國改革的貢獻，高斯比佛利民重要。當年北京不能接受私有產權，但清楚的資產權利界定他們卻接受了。界定權利其實就是私產，淺的，奇怪人類文化要等到高斯才說出來。」淺得離奇，但以研究經濟思想史而名滿天下的史德拉，曾經說高斯定律是二十世紀最重要的經濟學思維。艾智仁被譽為產權經濟學之父，源於他的口述傳統，天天說，有深度，但沒有說出「權利界定」（delineation of rights）這幾個字。

一般人把「高斯定律」入了他一九六○的那篇《社會成本問題》的帳。我認為該定律早一點，起自高斯一九五九的《聯邦廣播委員》一文。文到中途，他談及土地種植與泊車的例子。他說，一個人在土地上種植，另一個人在該地泊車，損害了植物。是誰損害了誰呀？要誰補償給誰才對？要泊車者補償給種植者，不是損害了泊車者的權利嗎？究竟是種植者有權種植，還是泊車者有權泊車呢？如果土地的使用權屬於種植者，清楚說明，泊車者大可付錢給種植者，讓他泊車。倒轉過來，如果土地的使用權屬於泊車者，種植較有利，種植者大可付錢給泊車者，讓他種植。這例子的最後結句就是高斯定律：The delineation of rights is an essential prelude to market transactions（權利界定是市場交易的先決條件）。


後來（一九六○）高斯寫的《社會成本問題》（獲諾獎那篇）當然重要，我讀過無數次，但先入為主，說到高斯定律我老是想那種植與泊車例子的結句，可能只有我一個人這樣想（少人讀那《聯邦》長文，從頭讀到尾的可能不及兩掌之數）。一九六七認識高斯之前，我聽到高斯定律可能是佛利民先說的。一九六八的春天，與高斯在芝大校園漫步，我舊事重提，問及六○年的春天在戴維德家裡的大辯論（見《張五常英語論文選》二七二至二七三頁，行內一致認為是經濟學歷史上最精彩的辯論）。言談中我問及當時在場的佛利民的貢獻。高斯說：「米爾頓的思想清晰絕倫，他發言後我知道自己沒有錯，也知道我是安全地抵達家園了。」我停步，望他，說：「怎麼可能呢？你在一九五九那篇文章裡，種植與泊車例子之後，你不是說過權利界定是市場交易的先決定條件嗎？那就是高斯定律，米爾頓怎可以說得更清楚？」他彷彿呆，無言以對。之前之後，行內似乎沒有誰提到該例子的重要結句。中國經濟改革，我曾經不遺餘力地以中文下筆，介紹佛利民與高斯的思想。佛老早就大名遠播，差不多用不我介紹。高斯的思想主要是由我介紹的。可不是嗎？七十年代在美國，高斯認為真的明白他的人只我一個，而八二年回港任職用中文下筆也是由他催促的。下一篇文章，倒轉過來，得到中國發展的發，我會提出這路思維的一個重要變化。電郵： nscheung@netvigator.com 逢周二、周五刊出

張五常
壹週刊
南窗集
經濟學的缺環  (24/05/2007)


說過無數次，要解釋世事，我們首先要知道世事是怎樣的。雖然高斯和我有這信念，但從科學方法的角度衡量，這信念不對。在經濟學行內我們二人無疑是少數。佛利民曾經在他的重要方法論文章中說，理論是要推斷還沒有發生的事，因而與高斯吵了一陣。互有誤解，沒有大問題，雖然詳盡的裁判不容易。

科學理論無疑可以推斷還沒有見到的事，但不是說可以推斷根本不存在的現象。這方面，愛因斯坦誤導了後人。他的相對論推斷的，之前沒有誰想像到，更勿論觀察到了。這誤導有兩方面。其一是他推斷了從來沒有觀察到的現象，使後人認為自己也可以。這是不自量力：愛因斯坦可以想到的，你能想到嗎？其二是雖然相對論驚世駭俗，愛氏可不是毫無依憑地想出來：他問速度快過光會是怎樣的。

另一項二十世紀的神奇發現是DNA的結構。故事難得一遇：當時沒有誰見過或知道這結構是怎樣的，但奇怪地，差不多所有生物學家都知道有DNA這回事，於是拼命找尋。對科學有興趣的同學，《The Double Helix》這本書是非讀不可的。

上述可見，儘管科學可以推斷從來沒有見過的現象或行為，但成功的科學，可不是毫無依憑，或試行推斷根本不存在的。科學可以推斷沒有見過的，邏輯說原則上可以毫無依憑，但實際上成功的例子總要有點實據。相對論如是，DNA的發現也如是。

可憐經濟學，毫無實據的理論不勝枚舉。上世紀五十年代的經濟發展學說，大部分的理論是試圖解釋不存在的現象。到了六十年代，破口大罵者無數，可惜到今天還有些課本不知所謂地保留。然而，也是今天，現象毫無實據依憑的理論，經濟發展學說之外還有其他，不少的。為什麼經濟學者老是不願意到真實世界走走，調查一下，肯定了現象或行為的存在才作理論解釋呢？科學方法說不一定需要這樣做，但試圖解釋可能不存在的現象不是很愚蠢嗎？我不打算在這裡批評那些無從驗證的理論——這是另一回事——要說的是肯定了現象才作解釋是明智的選擇，不要管科學方法怎樣說了。


這就帶來本文的重心。在今天發展得我很不滿意的「新制度經濟學」之前，從現象那方面看，經濟學有一個重要的缺環（missing link）。那是沒有誰注意到的合約安排。傳統的「微觀」理論，只重於資源使用與收入分配這兩項，合約安排很少人提及。轉到「宏觀」，國民收入、失業、貨幣等加了進去，但合約安排是沒有提到的。問題是，漠視了合約安排，我們真的能解釋資源使用、收入分配與其他宏觀現象嗎？數十年前我認為有困難，或不夠全面，今天則認為漠視了合約安排這個缺環，其他經濟現象的解釋容易闖禍。

不是我發明的，但差不多吧。先入為主，英雄是戴維德。他那口述傳統的捆綁銷售對我有深遠的影響。我不同意他以價格分歧來解釋捆綁銷售（二十多年前對他說了，他同意），但為這個「怪」現象我曾經多個晚上睡不。原因是這現象不是資源使用與收入分配牽涉到的，宏觀經濟更沒有提及。絕對有趣，屬經濟之內的行為無疑問，但算是哪門哪類呢？放不進去，是以為難。

一九六六構思《佃農理論》時，只一個晚上我在理論上證明了在資源使用與收入分配這兩方面，佃農分成與固定租金沒有什麼不同。過了兩天，驀然驚覺，意識到那是兩種不同的合約，跟就想到合約有結構性。於是問：既然經濟效果一樣，為什麼會有不同的合約出現呢？這是後來我發表合約的選擇的原因。很抱歉，我要等到《佃農理論》發表後，才想到沒有戴維德的捆綁銷售，我不會想到合約選擇那邊去。


從合約的選擇到調查件工合約到一九八三發表的公司理論，我主要是從減低交易費用的角度來解釋合約安排。這思維當時可沒有帶到資源使用與收入分配這兩方面去。原因是寫《佃農理論》時，我搜集到的數據一律顯示，用佃農分成或固定租金兩種不同的合約安排，地主的租金收入大致一樣，每畝農地的產出也大致一樣。一九七七分析座位票價，優質座位票價刻意地偏低，對座位的使用與老闆的收入有明顯的不同效果，但我還是沒有注意到合約的不同安排會影響了資源使用與收入分配。這是說，我沒有注意到如果漠視了合約安排，我們對資源使用與收入分配的推斷會出錯。

第一次注意到對合約安排的漠視不僅忽略了一組有趣的現象，而且這些安排對資源使用與收入分配有決定性，是二○○二年。寫《制度的選擇》，分析失業，歸咎於合約「失敗」，我指出分紅合約與件工合約的工資調整彈性高，失業的機會下降。中國九十年代後期有嚴重的通縮，但失業率沒有明顯上升，經濟依然迅速增長，是重要的支持與啟發。再跟就是中國的縣與縣之間的激烈競爭制度。產權大致上是私產，只是地區的合約安排與外國的有大差別，競爭於是自成一家，經濟就急速增長了。

是重要的發現。合約安排作為傳統經濟學的缺環有兩重意思。其一，合約安排是一組有趣的行為或現象，解釋了合約的選擇會讓我們多知世事。其二，合約安排的本身會影響資源使用與收入分配，對人民的生計可以有重要的影響。


後者的重要性沒有誰注意到，這裡不妨重筆記之。高斯定律說，只要資產的權利界定夠清楚（即是說私產存在），資源的使用是有效率的，市場的成交會解決社會成本與私人成本的分離。當年我的貢獻，是說因為有交易費用的存在，同樣是私產，合約的選擇往往不同。這是四十年前說的了。我跟說漠視了合約的安排，我們不能明白經濟運作的整體。今天的發現，是不同的合約選擇，可以有很不相同的經濟效率。社會成本的問題，不同的合約安排皆可解決，但沒有這問題可不是說經濟效率或增長率會是一樣的。不同的合約安排所帶來的不同競爭效果，顯然重要，但沒有誰指出過。這是缺環中的缺環了。

讓我用三個層面來總結上述的缺環吧。產權制度是一種安排——嚴格來說也是人與人之間的一種合約——對經濟效率有決定性。漠視產權曾經是經濟學的一個缺環，指出其重要性的有奈特，有艾智仁，也有高斯。這方面我的貢獻，是指出產權的存在起於有社會（交易）費用。有了私產的安排，不同的合約安排會出現，漠視了合約安排是經濟學的缺環的第二個層面，首先指出的是高斯與戴維德，我接手，推到合約的結構與選擇這兩方面去。同樣是私產，不同的合約安排可以有不同的經濟效率——不同的資源使用與收入分配。不是史密斯傳統的效率排列，我在《佃農理論》中說是錯了的，而是滿足了傳統的「有效率」，不同的合約安排還會有不同的效率層面。這是上述的經濟學的缺環的第三個層面，最高的，效果間接，不容易看出來。我要活到七十歲才肯定，可能是我在經濟學上最後的重要貢獻了。

是非常複雜的學問。不是湛深，而是複雜，我搞了四十年才知大概。這篇文章恐怕不易明白，我要再從另一個角度解釋。